〔编者按〕 1996年5月9日至12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石家庄举行第七届理事会，河北师院中文系、河北师大中文系、河北大学中文系和河北省社科院文研所联合承办了这次会议，河北师院中文系承担了会议组织工作。来自全国的数十位著名学者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途进行了热烈研讨，有共识，有争鸣，新见迭出。本刊摘发几篇论文，以飨读者。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发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是时代的宠儿，然而，自80年代后期以来，它却不断受到严峻的挑战。这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有的学者从审美的角度出发，批评五四文化批判完全陷入单一的政治向度或意识形态向度，一是有的新儒家从维护传统的角度出发，指责五四文化批判造成了文化传统的断裂，而这两种批评不约而同地都把矛头指向了鲁迅，并且主要指向鲁迅的小说。这不能不引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文学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否定了五四文化批判，就等于抽去了现代文学赖以产生的思想基础，而否定了鲁迅，现代文学也将失去完整的形态。 从根本上说，第一种批评并不对现代文学构成威胁。这主要出自一些年轻学者的批评显然是对过去那种将五四文化批判中的政治内容无限夸大的做法一种带有情感色彩的反拨。无论如何，他们对五四文化批判的理解还失之过于简单，对文化和文学的人文属性的理解也失之过于简单。相信通过深入的研讨，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的加深，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生体验的加深，对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的认识的加深，他们会对五四文化批判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评价。 真正对现代文学构成威胁的还是来自现代新儒学的挑战。作为一种现代文化思潮，新儒学经过几代人稳扎稳打的艰苦努力，到80年代，终于以一种比较完备的文化理论形态呈现于世人的面前。 在大陆， 它继80年代不声不响地冲破种种阻隔和束缚之后，又与90年代兴起的国学热相呼应，愈益成为一种势头越来越猛的令人不可小视的客观存在。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有其客观基础。打开国门之后中国人在对现代化的急切追求中所产生的种种困惑，特别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社会道德的急剧滑坡，日本及亚洲“四小龙”所谓儒家现代化样板的强烈诱惑，一些海外华人和西方汉学家面对西方现代化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端而对东方文化的向往，……从不同侧面促使国人产生一种呼唤传统文化的情绪，而新儒学自然而然地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人们认同乃至追求的一种目标。 实事求是地说，产生于五四时期的现代新儒学只是五四新文化的对应物，而并不是对立面。现代新儒学创始人梁漱溟在回答胡适对他的批评时就曾明确说过：“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我总觉得你们所作的都对，都是好极的，你们在前努力，我来吆喝助声鼓励你们！因为，你们要领导大家走的路难道不是我愿领大家走的么？我们意思原来是差不多的。”的确，现代新儒家对传统儒学并不只是一味地认同，他们同五四新文化的倡导者一样，也对传统文化作出了相当深刻的批判。梁漱溟就曾指出，中国人“有玄学而无科学”，“严尊卑”而“不平等”，他们没有“‘人’的观念”、“‘自己’的观念”，而只是皇帝、父母、丈夫“所属有的东西”。显然，过去那种把现代新儒学同旧儒学等量齐观的做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因而也是不能服人的。然而，现代新儒学与五四新文化又不是一回事，五四新文化强调对传统文化整体功能的批判和改造，新儒家则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更强调继承，他们的基本原则是“返本开新”，而且首先是“返本”。新儒学这种与五四新文化的同和不同都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使人觉得它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态度比起五四文化批判显得更全面，更科学，更符合中国国情，而后来的一些新儒家也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去批评甚至否定五四的。 其实，新儒学并没有解决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问题，更不能像新儒家所声言的那样用它来指导现代化，它远没有超越五四。但不论对新儒学还是对五四文化批判，现在都存在着一种误读。不能轻视这种误读。中外文化史上的很多事实都启示人们，误读常常会引发出与原有文本完全不同的结果。可以设想，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特别是随着传统文化的不断改造和蜕变，儒学中的一些富有生命力的因子将会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发挥出积极的作用。这可能会进一步加深人们的误解，使人以为这都是新儒学的作用，并把它与五四作出更为错误的对比，这将成为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致命的威胁。因此，加强对新儒学和与之相关的问题的研究，就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一项不容回避并且刻不容缓的课题。现代文学研究者应对新儒学的一系列原则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例如：新儒学的产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无内在联系？它后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把它与五四文化批判放在同一历史坐标上进行对照会得出怎样的结论？传统儒学究竟在哪些环节上出了问题因而成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新儒学是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根本的扬弃因而与现代社会完全合拍？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到底与新儒学有多大关系？而这种已被异域本土化的现时态的儒学到底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与传统的中华儒学发生吻合？新儒学所张扬的价值观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是否会产生同样的效应？新儒学不能实现其返本开新和内圣外王理想目标的有机统一的症结究竟何在？新儒学的出路和转机又在哪里？……这样，我们就不仅对新儒学有了真正的了解，而且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当然还有它的局限性以及它在今天如何获得新的发展将会产生更加深入的理解，对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应有的联系也就会获得更为清醒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