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96年5月9日至12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石家庄举行第七届理事会，河北师院中文系、河北师大中文系、河北大学中文系和河北省社科院文研所联合承办了这次会议，河北师院中文系承担了会议组织工作。来自全国的数十位著名学者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途进行了热烈研讨，有共识，有争鸣，新见迭出。本刊摘发几篇论文，以飨读者。 我对即将到来的“跨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步幅”持保留态度。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它不会有19至20世纪的“跨世纪”之旅那么有声有色。那时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戏剧改革”、“文体解放”……在现在看来是非常值得羡慕的一系列“观念更新”。但我也决不是悲观主义者。我觉得也许我们能迎来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我们的学科不再年轻”，应该说我们正在走向成熟。将近半个世纪、又经过了几代学人的努力，我们已经形成了若干有一定特色的科研群体与教研群体。我所期盼的是这些群体不断增强实力，继续显示特色，扎扎实实地而不是哗众取宠地向形成自己的“研究学派”之路迈进。静悄悄地缔造一个“多元化”的、“多样化”的研究格局，形成不是口头上的空谈，而是具有实质性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 我的有些同行谈到“危机感”，似乎目前已“人满为患”，研究空间则相对狭小；可是也不无矛盾地谈到青年学人或研究生的“跳槽”与“改行”，认为这是耐不住寂寞的表征，颇有忧心忡忡之感。这些话题都表现了同行们对学科前途的高度责任感。我认为危机“感”是应该“感一感”的，即便居安也应思危。但我觉得危机并不存在。“人满”是相对而言的。我们也不必自己先去“划地为牢”，研究空间主要靠我们去开拓。研究课题也要靠我们去创新。我好有一比：大沙漠似乎是不毛之地，但一旦勘探出优质油田来，那么“不毛之地”上会生长出繁华的石油城来；上海的人口密度大概居全国之首了，还有多少空白区呢？可是开发浦东的决策使人们感到它的发展空间的弹性简直无可限量；就算我们是“贫无立锥之地”罢，也可在近海大陆架上觅取我们的生存权力，那也许会出现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我觉得危机主要不在“人满为患”或“空间狭小”，而在于我们会不会开拓，能不能营造通向广阔世界的深水不冻港。至于跳槽或改行之类的进进出出，纯属正常。鲁迅的“弃医从文”就是跳槽。郭老、冰心都曾有跳槽经历，曹禺学外文学得好好的，写什么话剧？我们这门学科，靠跳槽得了好大的便宜！我们应该让别的行业也“机会均等”。 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科有点“作茧自缚”，我们其实不能叫作“现代文学”，应该恢复“新文学”这个学科的名称。但这个“新”不是50年代的专指“革命文学”，而是“新派文学”。鲁迅在1924年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至于民国以来所发生的新派的小说，还很年幼——正在发达创造之中，没有很大的著作，所以也姑且不提起它们了。”我们现在研究的文学就是鲁迅当年所指的“新派”文学。其实文学的领域还宽泛得多。但我们不少同行都不予承认。我们所研究的新派文学的主调在“第一个十年”是写“人吃人”，从“第二个十年”起是写“阶级吃阶级”，这当然非常重要，“石破天惊”。但主调并不等于全体。相对来说我们的视野还可以拓宽，“管状视野”看不全一个广阔的世界。为了使我们的研究向深层次发展，我们也提出了“20世纪文学”的概念。这对我们学科来说是一个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研究策略。但是现在的事实是，到了2000年，当我们跨进21世纪时，我们的文学还只允许停留在20世纪下半期的模式与框范之中。21世纪文学的风采，只能在我们各自的“想象图纸”之上。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感到，我们的学科虽然不再年轻，但我们还没有为自己“取名”。至少我们只有“乳名”而没有“学名”，也即是说，我们的学科的名称的科学性尚待科学鉴定。我们个子并不高大，却常常要以“长妈妈”自居，或者自我感觉良好，以“时代的长子”身份出现，颇有点自命不凡。 下面我想就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发表一点浅见。今年6月1日至3 日在台北要召开《百年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我应邀而不准备去出席会议了，但我提交的论文的题目是《都市通俗小说流派生存权与发展态势》。这个会议的主办者也希望我写一篇关于通俗文学的论文。我深有所感的是积十多年研究通俗文学的心得，我觉得“新派文学”不应该否定“一个继承本民族白话小说传统的通俗小说流派”，并将它排斥在文学大门之外。在有些国家对通俗文学的生存权的问题，早已成为不成问题的问题。它们不仅有讨论和描述通俗文学发展的专史，而且进一步探讨通俗文化和通俗文学的研究方法论——通过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历史学、结构主义和语言学……等等去认识和研究通俗文化和通俗文学的方法；而我国则由于历史性的误导，直到近今才姗姗来迟地探讨其“户籍”问题。我想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首先必须“认识”，其次才能“承认”。美国过去不承认新中国，但新中国却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后来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认识”新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又有勇气“承认”新中国。我觉得所谓历史的误导是我们有些新派文学的前辈对通俗文学及其重要流派——鸳鸯蝴蝶——《礼拜六》派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而我们也就相信了前辈的结论，而不去研究这一流派的作品了。我们一直用“鲧”的围追堵击的态度。但我在工作之便中读了它们的一些作品，我开始感到前辈的有些结论是偏颇的。而这一“认识”，实际上是我去“承认”的开端。在这次理事会上，樊骏同志也问我：“你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一书和《论鸳鸯蝴蝶派》、《再论鸳鸯蝴蝶派》等文章中的论点与最近三、四年中对该派的评价，为什么有了一些不同？”我说，开始我是作为一个纯文学研究者中的“开明人士”去研究鸳鸯蝴蝶派的，我的立场是站在新文学一边的。现在我是以“杂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即以文学、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经济学、地域史……等多种视点去研究它的价值，从文学功能多元化而不是一元化的角度去研究它的存在的合理性的。在这次会上，家炎同志也告诉我，他在北大开了《金庸研究》专题课，又将要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述金庸武侠小说的现代性问题的论文。我与家炎同志也交换意见：从平江不肖生到还珠楼主、宫白羽、王度卢，一直到金庸等作家之间，有着一条中国武侠小说沿着本民族的文学传统走向现代化的成功道路。这个通俗流派站在中国市民的视角，与左翼社会剖析派、与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小说一样，反映和描摹20世纪初到三四十年代的都市生活。这是一个与其他现代化的文学也不无关系，而又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文学世界。它一贯被认为是一种低层次的真实，但它的“存真性”特强。我们强调艺术的真实高于历史的真实，但也有人可能在艺术“真实”的幌子下图解历史的虚假。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子孙会鉴别，历史老人自己也会祭起试金石。而那种为历史留下见证的照相式的存在，却会愈来愈为后代认识到，这不失是一种可供研究的社会历史活化石。童少年时鲁迅祭祖，看着厅堂上一幅幅美丽慈祥的画轴上的图象，他“认识”了他的没有见过面的祖先。可是如果有一张照片，即使因年代久远而底色泛黄。那么他一定相信这张低层次的发黄的照相的真实性，觉得这一幅幅的画轴，虽然美丽却存在虚假性。如果有一天某些新派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也是这样一种对比关系，那才是我们这些新派文学研究者的悲哀。但我相信，每一代人都应该有自己撰写的文学的历史，因为每一代人都有权解释自己的过去；而每一个“研究学派”可以写出有自己学派独特视角的文学史。对开拓创新者不必去强求一律。我们不必“杞人忧天”，天是塌不下来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连自己的学名还没有取定的学科，它的研究空间是还需要多造几架航天飞机或多设几个宇宙空间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