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96年5月9日至12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石家庄举行第七届理事会，河北师院中文系、河北师大中文系、河北大学中文系和河北省社科院文研所联合承办了这次会议，河北师院中文系承担了会议组织工作。来自全国的数十位著名学者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途进行了热烈研讨，有共识，有争鸣，新见迭出。本刊摘发几篇论文，以飨读者。 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意见，自来就有。新儒学或“后现代”之类的“颠覆”，也可不必多虑。值得注意的，我以为倒是对“五四”的误读。 有两种误读：反对派的和我们自己的。 例如，有人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成“欧洲中心论”的产物，这就是很大的误读。经过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旧式的或新式的）而告别中世纪，走向现代化，这并不是欧洲国家独有的模式，而是世界各国或先或后地共同走着的道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倡导启蒙理性和科学精神，追求工业化、现代化，正是为了挣脱帝国主义的枷锁，真正实现民族独立，这与“欧洲中心论”何干？其实，把科学、理性、工业化、现代化当做欧洲国家垄断的专利，这才是真正的“欧洲中心论”！我们理应把这种误读纠正过来。 又例如，责备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这也是一种误读。“五四”并没有“全盘反传统”。先驱者只是在帝制复辟丑剧一再发生，纲常名教观念充塞人们头脑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重新评价了孔子，着重批判了封建的三纲五常，使儒家从两千多年的一尊地位还原为百家中的一家而已。即使对孔子，“五四”先驱者仍肯定他为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今年《鲁迅研究月刊》第四期上董大中同志文章详尽论述了“五四”反传统的问题，讲得比较透辟，我推荐有兴趣的读者认真一阅。 也有我们自己的误读。长期以来，出于好心，我们总是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彻底性，强调它的“打倒孔家店”，强调陈独秀的口号“推倒古典文学”，强调“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即是散文、骈文都不要，等等。其中就包含着许多误解，效果不好。“五四”反封建的彻底性，只是和历史上的文化改革比较而言的，不能简单化、绝对化。所谓“打孔家店”（并无“倒”字），原是胡适在“五四”高潮过去之后为《吴虞文录》作序时的一句戏言。所谓“推倒古典文学”，联系《文学革命论》上下文中对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和元明清戏曲小说的高度评价，其实只是“推倒仿古文学”的意思。英译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把陈独秀这句话译成Get rid of the literature in theStyle of Classics ， 而不是译成Get rid of the Classicliterature，这是经过斟酌的。至于“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诚如王瑶先生所言，并非否定历史上的散文和骈文，只是攻击民国初年那些桐城派和骈体文的末流而已。可见，事物都有分寸，过分夸张了就会走向反面。 即使对于反对派的意见，我认为也要防止和警惕误读。并非一讲“五四”的毛病就是“颠覆”，就是“反动”。“五四”当时有的先驱者确实有偏激情绪和过激之词（如主张废除汉字，称京剧为“百兽率舞”的野蛮戏），确实有“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偏向，这在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中也是指出了的。从过去的学衡派、鸳鸯蝴蝶派到今天的“后现代”，我们绝不能笼统地把他们一言一行都看作在“颠覆”五四。学衡派的吴宓等人，虽然偏于保守，文学上却是内行，他们的一些评论文章，确有切中新文学时弊之处。鸳鸯蝴蝶派也并非都是新文学的对立面，他们对新事物同样相当热情和敏感。《呐喊》出版之前，就给了鲁迅小说高度评价，尊鲁迅为“世界大小说家”的，是鸳鸯蝴蝶派的理论家凤兮。这个流派中部分作家后来接受了新文学的影响。“后现代”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现代化过程中发生了种种问题（诸如环境污染，道德沦丧，世界大战，以及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等）。“后现代”中有的人对启蒙理性精神的攻击是没有道理的，但他们对科学主义的批评却足以发人思考。在我看来，“后现代”是对“现代”的重要补充，真正的现代性不仅包括以“五四”为代表的现代精神，也应该包括“后现代”提出的种种有价值的内容，正如沈从文的小说不但不应该视作“向后看”而排斥在现代性之外，反因其某种批判锋芒而使现代性变得更为完整、更为充实、更合人性一样（当然，我无意于将沈从文与“后现代”类比）。 我们礼赞“五四”，继承“五四”，又超越“五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