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1981—1985） 当人们告别70年代步入80年代之时，1978年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所形成的最初的骚动已不能使研究者平静。1980年7 月在包头市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代表近200人，提交论文70多篇，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兴旺发达的景象。议题集中于恢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本来面目和提高现代文学研究水平两个项目上。会议指出，在极左思潮时期对现代文学史研究造成的流毒主要是“主流论”、“过时论”、“本质论”和“人性论”。在这种情况下编写的许多现代文学史实际上都是“新文学史”、“革命文学史”，甚至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产生发展史”，而并非本质意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文学研究动态》（总第50期）简介了这次学术讨论会盛况并摘要发表了王瑶、陈荒煤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研究者们开始注视着前景，并且对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与已经来临的新的年代，以一种既敬畏又怀希望的复杂的心情来迎接它。然而正象印度著名社会科学家S·C杜布所言：“事实本身远没有那么多的戏剧性，那么大的魅力。因为每一个10年（或世纪）都必须承受大量的、至少是前几个10年（或前几个世纪）遗留下来的负担。所以，20世纪80年代将继续受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的制约，……然而，它确也能提供一种有利于重新思索的心理状态，不受过去的沉重负担之累而设想一个新的开端。”（见《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1卷，第4期）研究者们清醒的认识到，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很可能积累成为一股力量，而80年代的到来，又很可能为人们提供一个合适的开端。因为“呼声微弱的不同意见，昨天还轻蔑地认为不屑一顾，今天或明天可能一跃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前几十年中一些唯我独尊的学术权威也可能被迫逊位，新的研究途径和观点将逐渐确立，不声不响地超过前驱者，学术权威的更迭就可能成为现实。”（引S·C·杜布之言，出处同上）。 1983年前后，仍是一个酝酿时期。 1981年4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林非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作者把现代文学史上侧重于议论的“杂文”，侧重于叙事抒情的“小品”，侧重于叙事的“散文”，以及记实性的“报告文学”统一纳入“散文”一炉进行冶炼，以期勾勒中国现代散文创作的“轮廓”，这自然是做了一件拓荒性的工作。不仅如此，林非还表达了他对文学史的看法：“有些文学史家认为，各种类型的文学史都应该探寻自身的规律，这自然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探寻规律应该跟提供丰富的史料结合起来，文学史著作给予读者的不仅是几条规律，而且还要提供大量的知识，才能够使读者开阔眼界。一部好的文学史著作，应该在阐述很多史实的基础上，自然和生动地展示出规律来，这才是科学的做法。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出现装腔作势的大话和空话，言过其实，引向谬误，造成贻害读者的后果。”（《后记》）林非在这里提出的是文学史科学化的问题。 1981年11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丛刊第四集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大事记》，辑录了从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前后至1949年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内的文学和与文学有关的大事，分6 个部分：（1）创作，辑录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作品（包括单篇、 单书和作品集），特别注意收录作家的出世作、代表作和首次成集的作品集；（2）翻译，辑录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过一定影响的翻译作品；（3）中国作家作品论；（4）外国理论、思潮；（5）文学运动，辑录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艺运动、文艺思想斗争的事件、论文和重要的文学社团、文学报刊杂志以及作家的重要行踪；（6）国内外大事， 辑录国内外重要的或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较大的文化、经济、军事、政治事件。这是以“纪年”为主线考订中国现代文学之开创性的资料工作，它所提供的史料丰富而翔实，辑录的仅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就达530 余人，可谓洋洋大观，超出现存的各种文学史版本。编写者在《后记》中说：“我们深感没有一部较为详细和准确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大事记作参考，是很不方便的。”以“详细”和“准确”作为尺度来观察中国现代文学中研究的现状，其关注之点是显而易见的。 这期间，部分高校以自编教材为主，以充教学之需。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册）和辽宁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集体撰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中下三册）是有代表性的两种，虽未公开出版，却是内部印行流通的版本。“复旦本”的编制已约略不同于前一时期的结构，一是1937——1949年这一时期的文学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中界，前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学，后期为工农兵群众文学；二是全书共分四编，每编均有概述，分述革命形势和文学概况；三是纵横交织，把作家作品放在纵线（文学运动）与横线（社会发展）的交叉点上进行评述。脉络虽然清晰，叙述与评论也颇具“画龙点睛”之力，但旧痕依然存在，所吸纳的作家大抵仍是前一时期尺度所量出的作家。“辽大本”相比之下恢宏了许多。它以三编24章所构成，叙述了1917——1927、1927——1936、1937——1949三个时期的文学现象和社会运动。除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六大家列专章外，赵树理、艾青第一次有了专章的位置，并增加了小说群、诗歌群、戏剧群、散文小品群的篇幅，孔厥、黄谷柳、钱钟书等开始出现在文学史上，并对他们的作品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从整体看，虽然新貌尚不够明显，但编著者力求摈弃“左”的教条主义及宗派主义的偏见以对“文学运动、思潮、流派和作家作品，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前言》）的愿望是强烈地表现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