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作为影响茅盾的重要古典名著，原因大略有这样二点：其一，中国古典小说发展至《红楼梦》，不仅大量描写了女性的形象，而且代表了最富于同情心的妇女观，林黛玉的出现，高奏了一曲中国传统女性追求爱情自由的悲壮的颂歌。所以，从五四开始，新文化的领袖们在批判中国传统时，其否定往往过多，但很少有人不把《红楼梦》看作超越中国封建社会思想的伟大作品。《红楼梦》的精神，正是现代的精神，它引起现代文人的共鸣，正是内在一致的必然反映。其二，现代的作家的描写社会生活创造艺术形象时，不能不面对现实，这就使他们既产生了区别于传统的一方面，也产生了与传统相近似的一方面。臂如他们要描写现代的工业题材，商业题材，政治题材，那就非得另辟新途径不可，但是，当他们面对的是家庭，是婚姻，是女性的时候，那就很难不与传统相关联，因为这类生活中的传统因素，并未完全消失，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依然十分强烈。因此，当茅盾坚信妇女解放的思想，并把中国女性的命运作为自己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表现时，他与《红楼梦》之间的亲密性，决不下于他与外来文学的关系。《红楼梦》给予茅盾的是理解生命的智慧。我们认为，茅盾创作中的女性形象系列，正是在《红楼梦》的不可估量的影响之下诞生的。 这一影响的第一点是女性观相近。在《红楼梦》中，“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虽只出自贾宝玉之口，但却是整个《红楼梦》的重要思想之所在。受这种想想的支配，《红楼梦》在描写男人与女人时，虽然没有一概地按照这一观点去做，但在整体上，显然是偏向于展示一个个清爽美丽之女儿的内心世界的。一般认为，王熙凤是泼辣歹毒的，薛宝钗是世俗现实的，花袭人是愚昧无识的，但作为各自的生存，她们又是多么地具有复杂性与丰富性啊！而将她们与一个个道貌岸然的男人相比，她们的美丽终究是她们的基本品性。茅盾尽管没有走到接受贾宝玉观点的地步，但他在创作中给予女性之一往情深的描绘，却说明他在《红楼梦》的女性观面前，不是无动于衷的。所以，描写女性的茅盾，不仅对女性之美十分敏感，而且十分赞赏。一个最显明的事例就是《腐蚀》。按照阶级的观点来看，作品的主人公赵惠明是一个蒋记特务。但作家的一枝生花之笔，不仅把这位女性的弱点给揭示出来了，同时，站在读者面前的赵惠明，还以其不可否认的女性美与性格美打动了人心。赵惠明虽然走向了堕落，但促使她堕落的主要原因是环绕她的恶劣社会。在她的内心，良知虽不清纯，却也没有完全泯灭。作者能给这样的政治敌人以一条自新之路，不无瓦解敌人之考虑，但同时，却也十分明白地昭示出作者的潜在意识层面，确实有着更为倾心于女性之美的思维特性。作品结束在这一情节之中，实在令人回味：为了搭救一个已陷魔掌的青年，赵惠明甘冒危险作好了长期苦斗的准备。这一具有真正的战士品格的行为，只能出自潜在地具有战士品格的人的身上，才有在必要时得以展现的可能性。赵惠明最终表示她要象一个男人那样去生存，去奋斗，不是她的自我吹嘘，而是很实在地符合她的性格实际的。这时候，赵惠明不是以其性格的坚强与泼辣赢得了人们的深深同情吗？我们认为，赵惠明类似于王熙凤。她们都是走向了“泥淖”的女人，但她们同时仍然没有完全失去某些性格的优越之处，那种超出女人的坚定、果断、敢作敢为，是令真正的男人也为之倾倒的。 如果把茅盾小说中的女性与男性加以比较的话，我们认为，茅盾在其大多数作品中，实际上描写了一种相当独特的文化现象，女强男弱。这是对《红楼梦》中女儿之美远胜于男儿的另一种诠释。赵惠明所面对的各色男人（不包括小昭），除了用人渣这样的词语形容他们，似乎没有再确切的用语了。他们卑鄙，胆小，唯利是图，没有良知，没有是非，没有明确的爱憎，只是一帮行尸走肉。这些人物可以不说，因为他们大都已是自甘堕落的人，要在他们中间找出具有亮色的人来本就十分不易。即使从茅盾更早一些的作品如《蚀》、《虹》等来看，茅盾等下的女强男弱之表现由来已久。在《蚀》中，章秋柳是一位十分亢奋的女性，你可以批评她的某些性感的行为，不够检点，但你无法否认她生命力的旺盛。她想用自己的性爱去挽救一个绝望男人的自杀，本是近于荒唐的行为，然而荒唐却又体现了章秋柳的侠骨义肠，而把男人缺乏生命力的那种无力无能暴露无遗。我们固然不便说章秋柳对史循的拯救，就是天下女人对男人的拯救，而男人依靠女人去拯救，必然更加增添了女人的魅力。《虹》以描写梅行素走向革命的艰难路途为主线，梅女士虽历经坎坷，却百折不挠。与她的美丽与纯真相比，围绕他的那群男人，不是孱弱就是卑劣。得到她的柳如春太世俗，想得到她的李无忌和徐自强，一个不无反动，一个不无浅薄。而韦玉对她，虽然充分显示了一个好男人的品性，但由于性格的软弱，疾病的摧残，已使这棵男人之树凋谢了它的繁华与热烈，只有哀叹与祝愿，没有决心与行动。尽管后来，梅女士遇到了梁刚夫这样的革命者，这与其说梅女士遇到的是一位真正的男人，无宁说她遇到了一个社会理想。梁刚夫是梅女士的灵魂之火，梅女士只是梁刚夫的一个随从。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只是个人与革命之关系的象征。所以，通观《虹》，能够与梅女士相处日久的男人，没有一个足以称作“男子汉”的。男人在此，再次成为卑劣、庸俗与无能的精神写照。当我们伴着梅女士跋涉而过她的人生之路时，除了强烈的地感受到她的孤独的力量外，很难感受到来自男人的力量。描写这一对立而达到了鲜明程度的应算《霜叶红似二月花》中婉小组与黄和光的创造，这里的婉小姐的美丽，干练，温贤，已成为茅盾小说中最理想的女性，而她的丈夫的不能生育，不能理家，则更加突出了她的内在美与外在美的高度统一。女性在此变得越加崇高，男性在此变得越加卑琐。女强男弱这一对立模式，没有随着茅盾小说创造的发展而消失，相反，它以最鲜明也是最平和的方式结束在没有冲突的和谐之中了。此后的茅盾没有再写更为重要的小说，因此，女强男弱也就成了茅盾现有小说的一个基本特点了。明白这一点，我们会豁然开朗，在茅盾的小说世界中，何以没有生气灌注，顶天立地的男性形象。颇有力量的吴荪甫，不是同样地迷惘与苦闷吗？从表面看来，是作家对一个性格所作的多方面的揭示，从本质上看，这不正是男人缺少真正的男性魅力的一个事实吗？茅盾在《一个女性》中，借人物之口说“男子教坏了女子，原来女子是天真纯洁的：”在《色盲》中又说：“男子都靠不住”，不能仅仅看作是人物的语言，这同样暗示了茅盾对女性的赞美。不这样看，我们就难以说清茅盾何以在其人物形象的创造中，一旦涉笔于女性，语言的活泼与畅达，形象的生动与鲜亮，远非写男性之可比。茅盾这一女性观的形成，可能具有多方面的成因，其中近代西方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他早年即投身妇女运动的影响，以及他自己对于母亲的崇拜，都是不可忽略之因素。但与《红楼梦》给他以形象化的影响这一点，必然密切相关。不看到形成茅盾女性观有多方面的原因，会把问题单一化；不看到茅盾对《红楼梦》的女性观的深刻继承，更会说不清何以这样一位革命的战士，一位胶着于社会政治运动的作家，会把女性形象的创造，置诸他创作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