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已惯于在生活之外，倾听 我总是听到你，听到你， 从我沉实静寂的骨中闪过。 一个斜穿心脏的声音消逝了， 在双重的哭泣的门里。 只有悒郁的阳光独步，于 平台花园之上 和死者交谈。 ——陈染《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陈染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确实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言说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她所呈现的与九十年代的总体文化语境大相径庭的一部部小说文本之中，而且更直接的从她卓尔不群的小说写作姿态上标示出来。陈染对于小说实验性、先锋性和新潮性的偏执与坚守，使她的写作天然而然地带上了某种极端的意味，并自然而然地成了各种文化潮头所无法回避的一种尖锐存在。而对我来说，陈染在九十年代的无限风光则无疑坚定了我对于中国当代新潮文学的一种纯粹个人化的判断。我不同意评论界不绝于耳的那种关于新潮小说在八十年代末就早已死亡和终结的断语，而是认为新潮小说在九十年代以后正进入一个新复兴发展阶段。 与时下商业大潮中的各种欲望化的狂欢景观不同，陈染的小说呈示的却是一幕幕带有终极意味的人类悲剧性生存景象。她把自己孤立于欢乐的人群之外，以一种思想者的姿态体验和言说着掩盖于生存表象背后的那种生存之痛。我不知道，当代还有没有哪位作家会如陈染这样专注于对生存痛苦的发掘和书写，但我敢肯定，在“生存之痛”的表现上陈染无疑是把文本主题融入生命体验的最真诚最绝对的一个。陈染是透明的，她勇敢地暴露和敞开了她所体验和感觉的全部生命之痛，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她努力做到的就是“让那些应该属于我的一个三十岁女人的血血肉肉真实起来，把欲望、心智、孤独、恐惧、病态、阴暗等等一切的本来面目呈现出来。”陈染又是隐晦的，她在我们当下的世俗文化谱系之外又重建了一套超世俗的具有形而上彩色的精神文化谱系，她对存在的言说很大程度上又让我们重温了那种在我们时代已久违了的对于“生存”问题的哲学和神性关怀，显而易见，她的这种声音和话语方式与流行的大众话语系统是格格不入、无法共鸣的。作为一个独语者和孤独者，陈染对于自我的极端坚守总给人一种无以释怀的沉痛，而同时她以瘦弱的女性之躯去独自面对和承担那巨大的生存之痛的生命勇气又不能不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她的微弱的、私语性的声音也许没有洪钟大吕那般震聋发聩，但却也绝不是可以充耳不闻、忽略不计的。我惊讶于年轻的陈染对于“生存”这个过于沉重的大话题的执着，更钦佩作为女性的陈染书写“生存”时的那种真正哲学化的思维。正因为如此，我觉得陈染应是我们当下的一把难得的精神标尺，她对于“生存之痛”的出示将为我们提供一种从混浊、黑暗的生存之地突围而出并迸入敞开和澄明境界的崭新可能。而一旦进入陈染小说的文本世界，我们会发现所谓“生存之痛”在她这里也不是纯粹形而上和哲学化的，它有着立体的多重的丰富层面和表现形态，我们可从下述几个层次进行具体的考察。 其一，孤独之痛。 读陈染的小说，我们首先遭遇的就是在她的文本世界里绵延不绝的那个庞大的孤独者家族。无论是耆耆老者，还是妙龄少女，无论是在偏僻的小镇，还是在繁华的闹市，“孤独”都是主人公们在不同时空中的共同体验。而对陈染来说，“孤独”显然正是作家用以探寻人类生存困境和精神家园的一个特殊的艺术视角。某种意义上，对于“孤独”的反复言说也正是她所有小说的一个贯穿主题。青年评论家汪政和晓华就曾准确地用“习惯孤独”来概括陈染小说的精神线索，并把“孤独”命名为陈染小说的第一“主题词”。而从陈染的创作自叙中我们还发现，“孤独”也并不仅是指她小说的文本状态而且也正是她当下的写作和人生方式的直接体现。陈染是一个对孤独十分敏感并常常耽于孤独的特殊个体，她自称：“按照常情来说，我已经是一个孤独而闭塞的人了”“我极少外出，深居而简出。到别人家里去作客，常常使我慌乱不堪，无所适从……平日我在自己家中，在自己的房间里胡思乱想，清理太多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的时候，我也是习惯拴上自己的房门，任何一种哪怕是柔和温情的闯入（闯入房间或闯入心灵），都会使我产生紧张感。”在这种情况下，陈染和她笔下的孤独者就具有了特定的亲和性、同构性与互文性。也就是说，现实世界中的陈染与文本世界中的那些陈染的创造物在“孤独”的语境中就具有了互为阐释的生命关系。正因为此，“孤独”这个带有鲜明的现代主义和存在主义印痕的哲学“话语”呈现在陈染的文学本文中就有了中国此前的各种“现代主义”文本所未曾有过的那种体验性与生命意味。 在陈染的小说中，“孤独”首先是一种生存状态、一种弥漫性的生存氛围。主人公们活动其中的文本世界可以说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孤独者的世界，隔绝的空气阻碍着人们自由的呼吸。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中，主人公们都时时刻处于一种孤独的境遇中，不仅生存个体彼此之间无法沟通、无法交流，而且甚至还彼此提防、窥视、诅咒着。我觉得在陈染的全部小说中都一直存在着一个贯穿性的抒情主体。从她早期的《归，来路》、《小镇的一段传说》、《塔巴老人》，到近年来的《空的窗》、《时光与牢笼》、《站在无人的窗口》、《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潜性逸事》、《无处告别》、《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等小说，主人公以自我倾诉的方式呈现也好，命名为“罗莉”、“水水”、“雨子”、“寂旖”、“黛二”也好，尽管他们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可以是老人也可以是少女，有着不同的语符代码，但“孤独”无疑是他们共同的生存体验和生命表征。一方面，孤独是现实的生存世界对个体生命施加压迫的产物。个体与社会和他人的对抗乃至敌视某种程度上正是孤独感的深刻源头。主人公们的许多怪癖和生存恐惧事实上只有在一个适宜“孤独”滋生和繁殖的特定氛围中才会萌生。这方面，《无处告别》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文本。黛二与朋友、与现代文明、与母亲、与世界的那种紧张关系既带来了她生存的那种巨大的“压力感”，同时又直接用一次次的背叛、失望、阴谋、受骗、堕落等等的生存挫折创造了黛二的“无处告别”的沉重孤独，而《小镇的传说》是更是一个寓言性的文本，罗古河北岸的神秘传说和小镇人心照不宣的现实文化状态天衣无缝地交织成了一张覆盖主人公精神生命的灰暗大网，罗莉陷入其中左冲右突并在极度的孤独中走向疯狂成为小镇历史“传说”的新一面可以说正是一种无法挣脱的宿命。在“小镇”这样一种封闭性的生存“版图”中主人公走向遮蔽、走向自我封闭、走向孤独实在是最自然不过的结局。陈染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尼姑庵”、“破庙”、“破损的家庭”、“空洞之宅”、“牢笼”等等意象其实也正如“小镇”一样只有作为一种压迫性的孤独氛围来理解才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主人公的“孤独”又强化了生存世界的非本真性和黑暗性。无论是《小镇的传说》对于罗莉孤独和死亡的描写，还是《塔巴老人》、《站在无人的风口》对尼姑庵中塔巴老人和老女人孤独生命的极端表现，亦或《空的窗》对盲女和老人两重孤独世界的探寻，都为我们揭示了“世界”对于人的荒诞和可怖的一面，并进而使主人公们的孤独体验获得了一种支撑性的广阔世俗“背景”。这方面，《麦穗女和守寡人》就相当典型，守寡人在深夜出行时对于“钉子”、“门”、“陷阱”等恐怖性场景的幻觉化想象就把世界对于人的压迫、威胁和扭曲以及在这种压迫中人的巨大精神恐惧进行了充分的渲染。置身于小说的情境中，我们就会在一种总体的悲剧性氛围中获得对于“存在”的新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