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 谢冕 张贤亮写过许多小说，但是这一本《我的菩提树》的价值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本。这是一本特别的小说：没有刻意突出的主题，没有预先设计的人物，也没有特别安排的情节，甚至也说不上精心的结构。整部小说由“日记”和对“日记”们“注释”构成。前者是当年劳改生活的简略日记的不加改动的原文本，后者是今日重读的必要说明和充实，再加上少许必要的议论。象这样的创作，说是实录或纪实文学，说是长篇散文均无不可，但张贤亮却认定它是小说。 这种认定等于给我们习以为常的小说拓展了新的疆界。这种界定包含了一种新的文体意识，并为小说的审美价值提供了新例证。它应该也包蕴了对当前（包括对作者本人以往创作）的批评性意向。那些小说由于“创作”、“加工”的意识过于强烈，往往离生活和情感的本样状态愈来愈远。越是讲究技巧的作品，读者感到的失望也越多。在遍地都是迎合世俗趣味的矫情之作的今天，平空出现了这样一本素朴无华的书，的确让人耳目一新。对于厌倦了精致作品的人们，品味一下平平常常的“菜根香”也许会带来意外的欣悦。 张贤亮的“深刻性” 张贤亮的抱怨无疑是有道理的。本书出版后不久，北大“批评家周末”就有感于学术界对本书的冷淡，曾组织过一次讨论会，然而从那时到现在，批评界仍然大音希声。既然本书曾在境外引起关注，出现了所谓“出版史上的一大怪闻”，而国内读书界却不温不火，自然就引人深思了。 作者自称在“尝试对一般性文学手法的挑战”，我不知道是不是指使用的日记加注释文种文体。的确，在中外文学史上，似乎还没有过先例（恕我孤陋）。然而我第一次阅读时，故意略过了小说中的日记本文部分，似乎也并不影响阅读效果。这样看来这些文字似乎仅仅是一种时间标志或某种起承转合的标记，它本身在文体学上并无特殊内涵。 再看作者叙事时序安排。在中外文学史上千奇百怪的文学叙事表象背后，大概存在三个基本类型：对过去时间的回忆。这是属于经典的叙事模式；从现在当下时间中去把捉永恒瞬间。这属于现代主义者的意识流小说范畴；拆解时间的理性秩序，制造时间迷宫。这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基本特征。《我的菩提树》讲述的是从“1960年7月11日到12 月20日”这一时间流程中的故事。虽然是从现在（1993年）的眼光中去注释过去时间，但仍属于回忆过去的范畴，其叙事时序安排符合经典的叙事模式，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 张贤亮大概永远无法被划进“先锋”（Avanf-garde）队列中去。 既然“先锋”是以对传统文体的消解作为基本特征的。 然而可以从另一方面来理解张贤亮的“对一般性文学手法的挑战”。也许正是由于对苏联和东欧同类题材小说的接受及其潜在影响（见小说第197页）， 作者着意创造一个比“古拉格”更为真实的艺术空间（既然“我也无法将那一段发生在中国的历史写得比前苏联与东欧作家写他们自己的劳改营历史的书更为‘深刻’”）。因而，作者的原先之意是：“叙述真实的历史，其深刻性就在于其真实性；完全的真实就达到这部书所需要的特定的深度，而不在于作家从现在的个人认识出发去进行理论性阐明。（第198页）。正是基于这一点， 作者放弃了轻车熟路的人物塑造和讲述故事的技巧，而以一种更为自然的话语来讲述和注释，从而完成作者的“真实性”即“深刻性”的梦想。 两种时间的话语 习惯写苦难与死亡和人性的张贤亮，最近推出他的新作《我的菩提树》，也是写苦难、死亡和人性的，但这次写得有点不一样：少了对苦难的“膜拜”或“神圣化”倾向，多了对苦难的反思或反刍，这很大程度是由于时间的距离和写作方式的改变。你可以把这本书当作小说看，但更可以把它看成散文或者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一群特定中国人民的生活片段的再书写，而其中的话语形式包含两种文体和反映两个年代：一种是很简单的生活流水帐式的日记体，是让作者相信他曾经真的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生活的证明；另一种是用很详细的和文学性的文字书写的“注释”，是作者让人们知道他仍敢于面对现实和过去的证明。一个是“话语讲述的年代”，即大部分中国人民都处于饥饿状态和不计其数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而要接受劳动改造的公元一九六○年；另一个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即作者丰衣足食和可以大胆地暴露他的“反动思想”的公元一九九四年。相比《绿化树》等早期小说，这种话语形式的确使《我的菩提树》的思想得以深化，作者不再需要拘泥于情节的构造和试图还原“话语讲述的年代”的心情和思维状态，还可以用调侃的态度、黑色幽默的笔调和反讽的手法来叙述。当然，对苦难的回忆必然触动心灵，就算已愈合的伤口也会隐隐作痛，但对于已成为名作家兼董事长的张贤亮来说，这种回忆的书写毕竟会给他带来声誉而不是灾难（尽管他在代后记中仍然莫名其妙的把这本书说成为“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产物”）。无论如何，这本我认为是张贤亮目前为止写得最好的书还是有它的震撼力的，因为细腻的描写很多时候比直接的控诉更能扣人心弦，刻骨铭心的个人体验经过时间的过滤使作者能深入洞悉人性、民族性、知识分子的特性以至政策带来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