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彼伏此起、稍纵即逝的新时期文学大潮中，作家们情态各异。老作家李心田，犹如紧贴河床的深水：紧贴生活，站在时代前沿，认准既定目标，持续开拓，笔耕不辍。他自1957年登上文坛至今，走过儿童文学、军人文学、社会剖析文学三个创作阶段。到1987年推出长篇小说《梦中的桥》时，都以为其社会剖析工程已臻顶峰，但我1988年写《山东当代作家论》“李心田专章”时已经察觉：1987年推出的《模糊形象》（《海峡》1987年第5期）、《流动的人格》（《人民文学》1987 年第10期）已呈新的态势。跟踪研究近七、八年来李心田不断开拓的新成果，两部长篇，六部中篇，许多短篇、杂文与随笔，现在可以断言：他由突破到转型，已臻剖析工程新阶段。 审美表现的转型与创作思想与态度的嬗变 现在李心田小说社会剖析工程，已由社会情态外部剖析为主的社会情态剖析小说，发展到社会心态、人的心灵世界剖析为主的社会心态剖析小说，这就使他的社会剖析小说具备两种不同的类型。两型的剖析，都得内外结合，然而由外向内，其重在内，是其审美层次的深化；也是当今小说创作普遍注重人与人性总体取向在李心田创作中有独特建树的反映。为此，李心田在原有技法基础上大量采用新技法。这在姐妹篇《模糊形象》与《流动的人格》中已初露端倪。 这组姐妹篇描写的人物作家范崇是共同的。其中心情节也是共同的：范崇下去采访，要讴歌县改革开放精神的领导干部与改革闯将，深入下去后却发现，实际生活远比预想的复杂；实际所写的人物也就不得不离开其以讴歌为主，突出正面形象的初衷。在《模糊形象》中，李心田写范崇四度下笔试图把市领导形象写成改革者形象。但他不断贴近现实，所得却是个“模糊”的形象。李心田借小说人物方菲方棱姐弟的不同认识与感受，不断冲击范崇，使其上述认识感受不断变化与深化，从而使其预定目标的主观臆断性逐渐消失，与客观实际的距离也就不断缩小，最后三人的认识趋同。这就使李心田写市领导对改革表里不一、言行不一的模糊形象，获得三种对比性的不同视角，范崇与方家姐弟性格心态也辉映比照，这就一箭“四”雕，借这四个人物的不同情态与心态，共同呈现改革大潮中各不相同的社会心态。 在《流动的人格》中，范崇要下去写被树为楷模的改革闯将农工商联合体经理杨洪山的正面形象，但李心田把范崇推到杨洪山正受地县乡、税检法三级四家联合审查的被动环境中。既借范崇的直接观察作为写杨洪山的视角，又借调查组长、当地群众、省委常委许部长三种观点对立、看法迥异的不同视角写杨洪山，再加上杨洪山自我评价的独特视角，这种从五个不同的侧面与视角考察并展现杨洪山的复杂性格与相互矛盾、对立统一的复杂内心世界，就使范崇突破预定的写正面形象的调子，更深入地切入杨洪山复杂性格的核心，从而获得了恩格斯所说的真正意义的“这一个”典型。整合其性格全貌：杨洪山“属于那种起于草莽的‘氓’，”在改革大潮的“夹缝中夺路而走”，抓住改革政策提供的机遇，率全村人致了富。他不同于互助组与大跃时的农民，而是“八十年代的中国造就的新农民，但他们在近代文明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因此必然有种种失误。有意思的是，李心田不仅借五种不同的视角共同观照杨洪山，也让这“五方”相互观照，相互冲突与对比。这就与《模糊形象》异曲同工，反映出改革时代特定社会情态与不同人物对时代大潮的不同心态。从而借斑窥豹，整合而成对整个社会心态的观照。 这就使社会心态与社会情态，人物行为与内心涌动，都能充分体现多层面、立体化的当代人的特征了。 两作还体现了李心田创作思想与态度的嬗变：不仅李心田笔下范崇的创作思想与态度的改变，很大程度上是李心田的自况，而且因姐妹篇改变了李心田正面讴歌的一贯基调。在人们心目中，过去李心田和他笔下范崇类似，是位讴歌为主的正统的革命现实主义者。随着改革开放日趋深化，他对各种矛盾不断显现的现实认识也日趋深化。他发现“天空原不是那么晴朗的。”歌颂为主、写正面形象为主的传统审美观念与单色调，原来就未必适应生活的复杂性；现在更难适应当前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只有相应调整固有的审美观念与态度，变单一色调为多色调，自己的作品才能贴近时代，更具真实性；且可能获得一定的前沿性甚至超前性，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文学的警世作用。他还“发现生活里的人是那样复杂，过去自己笔下的人物太简单了。”放弃写单纯的正面形象，把笔下人物写成“模糊形象”与“流动的人格”，是范崇和李心田经过自我调整形成的新观念，新方法，即内外结合以内为主，情态与心态结合以心态剖析为主的方法，多视角多层面地反映生活所取得的新收获，所塑造的新的更具时代色彩的典型。 对剧烈变化的人生观道德观的揭橥剖析与审美表现 转型后的李心田及其作品的最大特点，是忧党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与旨在消除隐患，揭露矛盾，抨击腐败的审丑意识的强烈迸射。由于出发点是秉以公心与为党为国为民的时代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也由于他非常注意以揭露反衬讴歌，以审丑反衬审美，作家的笔触就空前犀利和大胆。过人的胆还源于透彻的识，遂使李心田的风格由敦厚转向机敏与锐利；小说中时时泛出鲁迅杂文般的光彩。 李心田毫不掩饰其强烈的忧患意识，以致把一个抨击腐败的短篇命题为《忧虑》（《山东文学》1989年第6期）。此作触及的矛盾， 具一目了然的表浅性。但剖析与表现的深度与力度，却令人触目惊心。他借一位饱经沧桑的老农朴素的直感与视角，树立起解放初率四个部下包办党政财文一切大事且均从为人民服务出发，扛活出身的乡长陈扛的人民公仆形象。而以国民党时无恶不作的王乡长，与而今占地30亩，楼房满满当当，并以饭馆酒馆配套，机构设置达20个部门，却非请客送礼不为人民办事的现在的乡政府，作出尖锐对比。目睹这蜕化变质腐化堕落现实，“一辈子没办过坏事”的善良“革命老人”不禁顿生恶念：“他要放把火把这些饭馆、酒馆烧掉，然后再去烧那些办公室”以恢复那被占的30亩良田。李心田当然不会让善意转化为罪恶，他设置了一个悲剧性结尾：雨水浇灭了这位革命老人划燃的火柴，老人“也熄灭了生命之火”。这结尾的悲剧意蕴与题目“忧虑”相呼应，成为缭绕不绝的弦外之音：这是指老人忧虑腐败的后果？还是指作家忧虑民愤难平的后果？李心田不肯托出答案，而留给读者和被暴光者自己去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