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文坛上，刘震云无疑是一位风格独特且日益引人瞩目的青年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发展由幼稚到成熟，从写实、反讽走向近年的荒诞，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作品的取材多集中于普通平民和基层干部的日常生活及乡村历史的变迁，且多透过政治文化这一视角对人的生存状态、命运悲剧、人性的反常与扭曲进行审美观照。 一、写实·反讽·荒诞 从创作与生活的内在联系、作家对审美客体的情感态度、创作主体的叙述笔调等方面去考察刘震云的小说，我们发现他的创作清晰地表现出以下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写实阶段。这是刘震云创作的酝酿准备期，这一阶段他的创作较多地受到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重视故事的叙述，作家情感的表现，话语的表层所指与其深层的内蕴之间大体相似或相同，均表现出作家或爱或憎的情感倾向。如他的小说《塔铺》真实地描写一群农家子弟为实现各自的理想而发奋读书、废寝忘食的艰难境况。作品以其逼真的写实一度激起不少有过类似生活体验学子们的情感共鸣，虽然这些故事读后令人辛酸不已，但由于作家写出了自己的真感至诚，因而从作品的字里行间仍能隐约感受到所蕴含的人性美的光辉。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曲爱与美的颂歌，作者深情地写出了纯朴的父子之爱、圣洁的男女情爱和至诚的朋友之爱，作品以故事的实与情感的真闪烁着永垣的艺术魅力。如果说《塔铺》更多地流露出作家爱的情愫，那么在《罪人》中，渗透其间的则是恨的因子，不过这种主观感情的表达较为节制和隐晦，作家将全部的爱憎艺术地融铸于悲剧故事的客观叙写中。主人公牛秋由人性的过度压抑，生命的冲动所驱使最后走向与嫂子通奸的罪孽，他在满足性冲动的同时又自然受到性原罪感的萦绕，进而陷入自戕的命运悲剧，作者由对牛秋悲剧命运的描写从而达到对造成这种悲剧的极左路线、传统伦理道德的无情批判，不过，作品的叙事话语与作家的真正意旨之间已有所距离，从写实到反讽的过渡性质已部分地开始显现。 （二）反讽阶段。所谓反讽就是一种用来传达与文字的表面意义迥然不同（而且通常相反）的内在含义的说话方式。作为一种修辞手法的反讽在文学创作的历史中由来已久，而刘震云的“反讽”笔法更多地来源于契诃夫和中国笔记小说、杂文一样的古典传统，他的小说《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官场》等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反讽意味，这些创作尽管仍保有叙事文学的基本品格，但人物的身心始终处于一种分裂状态，人物悲剧性的命运的远因近源已失去惯常的因果联系，而多是起因于一些偶然性的事件，主人公的悲剧常常是一些几乎无事的悲剧，作家以前那种爱憎分明的感情色调已被更为复杂的情感内蕴所取代，其真实的创作意图与文字的表面意义迥然有别，从而传达出一种强烈的“反讽”意味。在谈到刘震云小说的“反讽”意味时，青年评论家陈晓明尖锐指出，刘震云的“反讽”中有一种更为有力的东西，即他试图运用‘反讽’去解开人类本性与制度化的存在结合一体的秘密。正是在把‘反讽’的触角伸向整个生活的网络的同时，刘震云揭示了日常琐事中令人震惊的事实。那么，刘震云小说中的“反讽”意味究竟是怎样体现的呢？我认为作家这种强烈的“反讽”意味分别从题目与文本、人物话语和叙事话语的自身矛盾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一般而言，文章的标题与正文的内容之间是趋于一致的，然而在由刘震云所构建的小说世界中，题目与文本话语之间往往存在一种矛盾，一种距离，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印象，而这种矛盾还从他笔下人物话语的表层与内蕴之间的游离中表现出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作者笔下的人物无法真实地活着，时常处于一种自我分裂状态，话语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常常表现出不和谐，油然而生一种强烈的反讽效果。人物话语自身的矛盾体现出作家情感上的矛盾，而作家情感上的矛盾同时又在文本的叙述话语中流露出来。《单位》中的小林夫妇当初都是有理想，与事业追求的大学生，“哪里会想到几年之后，他们也跟大家一样很快淹没到黑鸦鸦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中呢？……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了一辈子，有理想怎么了？……一辈子下来谁知道谁！”这些饱蘸作家生命体验的活语从语言表层看，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作家对生活的认同，对小林这种随波逐流的理解，其实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依赖众多读者所共有的误解和偏见，从话语深层对造成小林这样有为青年一步步走向世故庸俗给予反讽式的批判。 （三）荒诞阶段。近年来，刘震云的小说由以前的注重情感日渐朝生活的庄重方面靠拢，从对下层平民百姓琐碎生活的关注开始转向捕捉生活中荒谬的一面，以追求艺术最高程度的真实。需要指出的是，刘震云作品中的荒诞感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荒诞主义有质的区别，在刘震云的笔下，荒诞是隐藏在世俗化现象背后的一种真实，与表层的现实秩序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反差，是作家对生活中所存在的荒谬的东西的真正发现，更是作者不愿重复自己不断超越自身的结果。如他的长篇小说《故乡相处流传》的结构方式就很富有荒诞意味。作品叙述了4 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故事，一是曹操一袁绍争夺延津之战；二是明代搞大迁徒；三是慈禧和陈玉成争夺延津之战；四是五八年搞大跃进，这原本是发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故事，然而作者却将古人和今人置于相同的时空中进行对话，让活跃于三国时期的曹操和现代延津百姓一起生活，初看起来荒诞不经，但仔细考虑还是有可能的，因为生活的空间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时间的不同，这是一种错位。现在再把这种错位重新拉一遍，就会产生一种荒诞感。作家创作上结构故事的独特方式自然给作品平添一种荒诞意味，这不是人为的现象。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存在，是作家对生活作了大量思考之后所作的哲学的概括和归纳，然后诉诸创作实践的产物。他的中篇小说《新闻》所写的“芝麻变西瓜”、“驴变马”的典型事例本身就给人一各真真假假、假真难辨的荒诞，作家将生活中不易察觉的荒诞的一面进行大胆的艺术处理，从而增进读者对生活的深层理解。 当然，刘震云小说创作的阶段及特征只是相对而言，他的鲜明的创作个性（原生态的生活、原型式的人物与作家真情实感的完美融合），则综合体现于他创作的全部。 二、城市·乡村·平民·头人 刘震云小说取材地域比较集中，一个是他生活多年、置身其间的现代都市，一个是他走向人生的第一站，给他留下最难忘回忆的故乡—豫北农村。从小说人物活动的时间来看，关于城市生活的描写多着重于现代社会普通人的生存景观，而描写故乡内容的作品则以乡村悲剧历史的演变为轴心，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以普通平民和基层干部作为描写对象，于是便形成了作者创作中的两个作品系列。 平民系列 大学毕业之后，刘震云一直生活在城市，家庭的日常琐事、单位里的恩恩怨怨、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时时激起作者的创作冲动，他以自己的所见所闻、真实的生命体验去逼真地再现现代都市平民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困境，在创作过程中，他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进行远距离的审美观照，而是以其自身鲜活的生命感受进入创作状态，以获得一种身在其中的近距离透视，同时又依照艺术创作规律力避情感的直接流露，这样就使其笔下的生活成为平民社会原生态的显现，从而形成了他创作中占比重较大的都市平民生活的全景图，如《单位》和《一地鸡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