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我们的世界正进入一个既多元化又一体化、既虚无化又感觉化的“去中心”（decentration）的真正世俗化时代。人们习惯用“后现代社会”（而不是“后工业社会”）来指称这种文化与生活既割裂脱节又水乳交融的矛盾状况，指称这种与已有的一切文化规范（现代的和前现代的）既巍然对峙又浑然包容的“反文化”的文化。在中国，这种与世界共通的后现代境遇，使现代中国人，尤其是文人，又多了一份“有中国特色的”不能承受之“重”，一种双重尴尬和焦虑：他们的双脚被捆缚在前现代化社会贫困的物质底座上，身体感受着现代的欲望与诱惑、荒诞与挣扎，头脑意识着被后现代文明消解重组的恐惧和痛苦，唯有心中对终极家园的浅唱低吟和浪漫呼唤，使他们与在西方后工业社会养尊处优的现代主义同仁兼导师庶几近之。这真是一幅令人感动而又忧虑的图景。 也许，一切正如流行套话所说，只在观念的改变。任洪渊教授的诗与诗学合集《女娲的语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让我们看到这种后现代转换的可能，及其积极的一面。他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对汉民族的神话、历史、语言以及文化智慧、生命体验等元素的解构和重构，让我们从喧嚣的后现代声浪中（浮躁、庞杂在所难免，因后现代从不作“庄严宝相、唯我独尊”态），依稀听到一种清晰稳健的足音。 我们把这种状况称之为“文人后现代”（文人后现代主义），以与前述的文人现代主义和后文将提及的“大众后现代”相区别。以此作为一种过渡性后现代现象的描述，但愿不至于引起误解。 中国的后现代批评家，曾用“后社会主义”、“后新时期”、“后文革后”〔1〕等概念，为正在形成的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命名。 这些概念大都敏锐地把握了后现代主义试图超越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的实质，有人干脆用“政治后现代”来概括、形容实际生活与艺术创作中这一越来越明显的倾向。任洪渊的后现代性，首先表现在他进一步超越了解构政治的政治情结，把以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和深度模式为核心的传统历史观，进行边缘化与平面化消解，以此作为从文化的重负下拯救生命的起点。作为一位中年学者和文人诗人，他痛切地意识到“历史是中国人生命沉陷的险区”，〔2〕以对历史的反叛和重构，表现出与年轻的“第三代”诗人（大众诗人）无视历史不同的后现代取向。创作于80年代中后期的长诗《女祸11象》和组诗《司马迁的第二创世纪》，不是我们从众多文人诗歌中习见的那种对民族神话与辉煌历史谱系的渺小的复写和改写，而是以卑微个体猛烈撞击历史、拆解历史的极具原创性力度与纯度的生命重写。借诗人自己的话说，是“作为一种文化去与以前和以后的全部文化抗衡”。〔3〕这与台湾现代派诗人洛夫，以一曲现代《长恨歌》颠覆白居易流传千古的帝王爱情神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惜后者只是偶一为之，并且像众多现代主义者一样，最终皈依了传统。这使我们想到任洪渊谈及洛夫的“时间之伤”即“历史之伤”时的一段话：“历史，对于远离大陆的岛，可能是一种思乡的婉转的诗意；而对于大陆，则是一种再也承受不起的直接的重压。就是黄河，它那‘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激情冲决力，也已经消失在和它一样长的历史中”。〔4〕 既然历史曾给诗人如许的重压，既然诗人以“女祸的语言”命名他的诗论与诗歌集，我们不妨从神话历史观的内核切入“文人后现代”的中心话题，探讨文化与生命诗性转换的一面，并探寻诗人的文人性与后现代性在语言观和生命观的表现。 女祸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顾颉刚语）中，是一个“箭垛式”的神话人物，抟土造人，炼石补天，制定婚俗，以至治洪水杀猛兽，在神话时代，她是一位以化身变形来创世的女性创世者（许慎《说文》称她为“古神圣女，化万物者也。”近年在陕西临潼发现蛙图腾彩陶图案，学者们认为可能是女祸在新石器母系氏族时代的图腾原型）。〔5〕诗人彰显女祸这个已在“种族记忆”中“靠边站”的边缘形象， 意在重构她作为创世者、进化者和反抗者的原初性、个体性及精神性的一面。诗人再次把女祸作为“箭垛”，来放他的“文人后现代”之“矢”，不过他的“的”是让文人们不能释怀的文化与生命悲剧关系的沉重母题（也包括“文化使命感”问题）。 《女祸11象》包括上下两篇。在上篇的六象中，诗人首先展示了女祸作为世界的第一体验者和命名者，从“人首蛇身”这种象征状态（半人半兽是诸多民族的原始梦魇）的艰难诞生。“但是我拖着庞大兽身的头/是不自由的/爬行的肢体拖着我的思想/也贴着地面爬行”， 经过“一日七十化”的痛苦蜕变（实际上是千百万年进化历程的浓缩），人终于“让野兽的躯体死去”，并“与世界一同开始”。这是人从兽、文化从生命裂变生成的伟大起点。但这种裂变注定是不彻底的，本能与文化（人身与人首）的纠结和冲突与生俱来，于是，人有了“孤独”、“苦闷”、“焦渴”。为战胜绝望这种“致死的疾病”，女娲（亦即人）唯有不断地创造，命名，解答，“我用补了的天解答/ 我用黄土抟成的千万种生命形态解答/我用野兽的躯体上长出的人首/和人首下死去的野兽的躯体解答/我用我平分而成的他和她解答”， 目的在赋予无望的生存以希望和意义。这是人类磨砺生命和提炼文化的自然上升之路，人作为类和个体似乎都无法逃避。后现代主义者首先平心静气地接受了这一事实，他们不象老子那样认为“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也不像浪漫主义者、现代主义者和其他形形色色的自然主义者，在“回归自然”以至“回到母腹”的旗帜下呆得过久。后现代主义者的这份“平常心”，使他们在对待现代物质文明的态度方面，与现代主义者一味反“物化”、反“异化”的近乎神经质的纯粹否定大相径庭，他们几乎是毫无保留地接受并享用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