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惯常分析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一 不错，这是一篇揭露官僚主义的作品。其中对刘世吾形象的刻划颇有深度。关键的问题是其深度在哪里。是的，刘世吾不是我们一般理解中的根本不了解现实的真象，却在那里瞎指挥的昏庸无能的官僚主义者。相反，对现实状况，他了解得非常清楚，他也非常有经验，有工作能力。但是，他却处处表现得冷漠、麻木，并具有一套为自己的问题辩解的理论。然而，一般的分析都到此为止，认为作者没有将人物形象单化、概念化，而是“写出了这个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1〕。那么， 如果我们再往深处追索：为什么会产生刘世吾这样的典型呢？产生这种复杂性格的根源在哪里呢？不知是什么缘故，人们一般都不肯或不能作出回答。某些评论家仅仅把作者通过赵慧文等人之口所表达的对作品中的人物的评论加以归纳，便以为完事大吉。殊不知，王蒙本人在创造这一形象时，自己也象林震一样，表现出某种“惶惑”，正是这种惶惑，使其笔下的刘世吾的性格带上了复杂性！唐挚先生曾试图说明刘世吾性格产生的根源，但由于受时代的局限，他把其根源归之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一时头脑发热便积极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但这种热度不能持久，尤其是一旦生活进入事务性的正常运转之时。受时代的局限，唐先生的答案并不能使人信服。例如：大跃进运动时那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急躁与狂热和小资产阶级有多大关系呢？“狂热”一词给予刘世吾恐怕不如给予林震更合适一些。而且，这种解释如果说给予刘世吾还马马虎虎，那么，对于其他所谓官僚主义者就不具有普遍性了。如果人们再追问一句：“韩常新等官僚主义者产生的根源又是什么？”唐先生岂不要语塞啦？林震与赵慧文也充满了理想的狂热，赵慧文还苦恼于从事的是事务性工作，不能象其它工作一样热闹，这两个人却被设定的官僚主义的对立面，如何解释？不过，唐先生的答案尽管不尽人意，却给我们深入分析这一作品，揭示王蒙的“惶惑”提供了一个思路。 二 且说刘世吾的冷漠与麻木。他的口头禅是“就那么回事”，林震向他请示如何做党的组织工作时，他显得满不在乎；当林震激动地向他汇报麻袋厂存在的严重问题时，他不以为然……，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找到大量显示这一特征的例子，甚至他对赵慧文的爱情婚姻问题的处理方式也不妨看作是其冷漠的表现（实际上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现实地看。“年轻人都这样，最初互相美化，慢慢发现了缺点，就觉得都很平凡”，这话无疑是符合婚姻心理学的。若否认两个不同性格的适应过程，岂不导致离婚的草率，导致社会生活秩序的极大混乱？）但他不也曾一见林震就关切地过问他的对象问题吗？他的文学兴趣那么浓厚，小说、诗歌，包括童话都是喜欢读。当韩常新对《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一书加以非议时，他却对韩表现出不屑的神情。与林震谈起小说来，他便“紧换林震坐下，又半闭起眼睛”讲他读到好小说时的美丽的梦想——“去作水手，或者穿上白衣服研究红血球，或者作一个花匠，专门培植什样锦”。这时候，谁能说他的心是冷漠的呢？尤其是他在锟饨铺对林震的掏心话：“一个布尔什维克，经验要丰富，但是心要单纯”，简直是一句令人激动的格言。毋庸举更多的例子，我们便可以并不武断地说，他看上去显得冷漠、麻木，但心却是热的。当人们试图用冷漠与麻木来概括刘世吾的形象时，王蒙却又在这些语词的逢隙中不断涌流出处于压抑状态的、潜存的刘世吾的另一形象，从而成功地颠覆了原有的形象，使既存概念丢失所指。那么，两个刘世吾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这种性格的矛盾又该如何解释？ 刘世吾自己曾试图作出解释：1）梦想与现实有距离。 “梦想是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但现实却没的那么浪漫。2）职业病。“炊事员的职业病是缺少良好的食欲，饭菜是他们做的，他们整天和饭菜打交道。我们党工作者，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动我们”，3）忙。“真忙啊！忙得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 解放以来从来没有睡够过八小时觉”。赵慧文则对刘世吾有另一番看法：“他看透了一切，以为一切就那么回事。……他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还知道‘是’一定战胜‘非’，不知道‘是’不是一下子战胜‘非’，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见过，……于是，他不再操心，不再爱也不再恨”。这些解释加起来，大概就是王蒙在写作当时对刘世吾性格形成原因的理性分析了。但王蒙作为一个情境中叙事者，不但没有真正阐释清刘世吾性格的根源，反而成为一个叙事迷宫的设置者了。 三 不过，如果作为最终完成本文的读者不是习惯于直奔主题，而是进入作品，王蒙仍是提供了进入迷宫的门牌。梦想与现实有距离和职业病这两个理由含有至少两种能指，一是如唐挚先生所解读的含义，即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与现实事务性工作的对立，“喜好不切实际的幻想”与“知识分子”一词长期以来几乎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同等概念，在五十年代的语境中，必然得出一时的狂热遭遇事务性的现实工作导致冷漠、麻木的结论。推理的过程不外是：梦想—→热烈—→现实—→冷漠—→职业—→专业—→枯燥—→麻木，批评家以此逻辑弥合了两个刘世吾间的裂隙。而超离时代话语的限定，另一种能指是：梦想—→热烈—→现实—→现实的态度（压抑梦想，认清距离），职业—→职业意义的丧失—→缺少良好食欲。关于这一能指，我们将在后面再进行阐释，再看第三个理由：忙。一个“忙”字，启发性很大。先看区委会：“区委会的工作是紧张而严肃的，在区委书记办公室，连日开会到深夜。从汉语拼音到大脑炎，从劳动保护到政治经济学讲座，无一不经过区委会的忠实的手”区委书记事无巨细都要管，如何能不忙？既然这样忙，他怎能不成为一架开会的机器？虽然他可能并不象马雅可夫斯基所讽刺的“开支迷”，但他却是在开会中迷失了自己。试想有这么多会要他开，这么多事情要他处理，他又如何能够有精力把每件事情处理好呢？那么多突击性任务要他去抓，结果是哪项工作也只能突击一下了事。难怪就连精力充沛的林震看见那份写着“区人民委员会党组关于调整公私合营工商业工人工资问题的报告的请示”的长题目的厚得象一本书的材料都“怀着敬畏的心情”。区委书记成了开会的机器，韩常新、林震们则成了写材料的机器。林震想要在麻袋厂好好调查研究一番，。并建议上级认真处理王清泉的问题，刘世吾跟他讲：“上级布置的任务追着屁股，完成这些任务已感到很吃力。作为领导，必须掌握一种把个别问题与一般问题结合起来，把上级分配的任务与基层存在的问题结合起的艺术”，而不能“用手工业的方法去解决”。韩常新则告诫他：“你要是一下子陷到这个里头，三个月也出不来，第一季度的建党总结还了解不了解？上级正催我们交汇报呢！”他们被上级派下的任务紧催着，这汇报、那总结，没完没了，即便象韩常新没有哗众取宠的个人品质上的问题，他能够有功夫去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吗？既然不能，他能写出一篇有价值的汇报总结材料吗？显然不能。既然这些汇报总结都是无价值的，何妨偷一偷懒呢？于是，同一项数字和事例，他既能用到“麻袋厂发展工作简况”中，也能用到诸如“捕鼠工作总结中，加以“灵活掌握”。用这种办法，他摆脱了各种总结、汇报的纠缠，居然还能有工夫把身上收拾得“干净得抖都抖不下土”，能“每天刮一次脸”，并因为工作得办而升为副部长。刘世吾怎能不夸他“老韩……这家伙……真高明……”！与其说是韩常新这样的官僚主义者在腐蚀着革命的肌体，倒不如说是我们的政治体制中的缺陷培养造就了韩常新式的人物。全国解放后，我们的政府工作本该走上按步就班的轨道，但是，人们被迅速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急迫心情所驱使，事无巨细，都想抓好，结果是人们看上去都在紧张繁忙地工作，工作效率却并不是与这种繁忙成正比例，相反，欲速则不达，许多工作便走了过场。上级既然不能事事亲临，就催下级汇报，下级不能事事搞清，就寻找偷懒的办法，一些虚夸的、无价值的、形式主义的东西便滋生起来（大跃进浮夸风于此已出现迹象）。韩常新写汇报会“强拉硬扯生动的例子”，分析问题“会用几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刘世吾也把场面上的话说得滚瓜烂熟，“说到那些惯用语的时候，快得象说一个字。譬如他说“把党的生活建立在……上”，听起来就象‘把生活建在登登登上’。这就使令人困惑的现象出现在林震眼前：一方面“区委会的工作是紧张而严肃的，在区委书记办公室，连日开会到深夜”，一方面，“有时，一眼望去，却又觉得区委干部们是随意而松懈的，如在办公时间聊天，看报纸，大胆地拿林震认为最严肃的题目开玩笑。”最严肃的东西一旦变为无价值的形式，还有什么严肃性可言呢？难怪有人喜刷界定为形式大于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