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问题研究 新时期中国妇女文学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为“觉醒”阶段；80年代中后期起为“形象重塑”阶段。纵观后一阶段的文学创作，可以看到女性提出了爱与被爱的权利要求、性的权利要求、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要求和自我发展的权利要求。女性向传统进行反抗，但同时，其权利要求又恰恰露出了“传统”的马脚，乃至又回到了传统。 李小江，女，1951年出生，郑州大学中文系教授，郑州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主任。 在中国的大学里教授欧美文学，介绍作家和作品之前，要紧的是介绍该国的历史和文化，该作家的生平经历和创作背景。如果要向国外的读者推荐当代中国女作家的作品，同样要紧的是，介绍当代中国妇女寻求解放的历程——这是当代中国妇女文学创作的一个共同的背景。 首先需要澄清，当代中国女作家的创作背景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而不是“五四”反封建运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时代不同了”，女人和男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似乎是与中国传统完全脱节。这个时代的性别角色被重新定位：在法权上规定“男女平等”的社会地位、在意识形态上倡导“男女都一样”、在社会实践中“妇女能顶半边天”。当代中国妇女文学从这种土壤中萌生，与“五四”时期的妇女创作迥异：在倡导“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中，它却特别鲜明地扯起了“女人”的旗帜。 “女人”，是一个挑战，是向已获得的社会平等权利挑战，象是要回归传统；但同时它更是对传统的挑战：是向延袭千年天网恢恢的旧传统挑战；更是向40年来“男女都一样”的新传统挑战。正是这个挑战，在中国妇女解放道路上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妇女女性主体意识终于觉醒。 女性主体的觉醒，于中国妇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历了将近百年，终于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到80年代社会改革中完成。我们的女作家用自己的行为、心灵和笔触，及时地参与、表现和记录了这个从觉醒到反抗的过程。 回顾新时期中国妇女文学创作历程，大致可以看到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妇女文学创作主题集中在女人的觉醒。这一批作品，以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为开篇，持续到1986年城市全面改革，突出表现了解放30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女人不同于男人的生活体验，从而揭示出女人不得不觉醒的心理历程。这批作品中的佳作，几乎篇篇都有“社会轰动效应”。它们是先驱，吹响了当代中国妇女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号角。 第二阶段出现在80年代中后期，作品集中表现了“觉醒了的女人”自我形象的重新塑造。它以对“女人”身份的确认和自信为前提，在“女性人格”的层面上提出了一系列“女人的权利”的要求，较一般社会层面上的妇女问题是更深入了。 这里有一个巧合，90年代初，有两部英文版的“当代中国妇女小说选”问世。一本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英美文学研究专家朱虹教授之手，由哈佛大学东亚系叶凯蒂博士作“序”，所选作品大多写于80年代前期，突出了一个“觉醒”；而《我要属粮》这一部集子，由美国女编辑金婉婷（Diana B.Kingsbury）在当代众多的妇女作品中精选编译， 作品几乎全部选自80年代中后期，主题集中于在“觉醒”的基础上全面伸张“女人的权利”。 在社会法权平等的条件下，当代中国妇女究竟要求什么权利呢？ 经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与西方女权运动的要求不同，它几乎不涉及任何社会权利；与历代（包括现代）中国妇女的权利要求不同，它似乎在有意回避“男女平等”问题。它于无声中极为迅速地超越了第一阶段，在“觉醒”的同时就开始了对“觉醒”的批判：因为她们所要求的权利，恰恰是前一代女人在走向觉醒的过程中主动放弃了的。它因此也反抗她们自己。 通过《我要属狼》这部集子中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种要求： 爱与被爱的权利 爱是女人的宗教，象是一个早已被说滥了的话题。爱情、爱男人，就是爱丈夫——这曾中国女人的爱的宗教。今天，女作家重新拣起这个话题，在“一神论”的爱的教义中揉进了“泛神论”的情趣。如同过五六斩六将：第一关，它冲破了婚姻樊篱。韩春旭的《背对命运的独白》写的就是这个主题。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隐晦的“第三者”插足的故事：未婚先孕，面对一个不得不放弃的生命做自我生命的剖析。是女人，却仍然要说： “我多想是一个真正的女人，诗一样美，懂得爱，会爱，爱得温柔，爱得热烈，爱得俏皮；做爱人，做妻子，做母亲。人间女人所具有的全部感情，我都想亲自去体会。” 华丽的语言如同华丽的情感，不仅无视传统的家庭规范，而且无视传统的道德规范。但她仍然屈服了，她不得不堕胎。她的胜利，只在她真实地、以全部身心爱过了，因此她有权利说： “张洁的《爱，是不以忘记的》，中国人的这种爱，又有什么不该忘记呢！爱得这么萎缩，这么可怜，这么丑陋。” 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和王安忆的《弟兄们》则是从另一个角度，以同性之间（主要是女性之间）的爱慕依恋之情对传统的爱情关系提出挑战。作品中没有丝毫的道德检讨。她们只是“做了”，并且忠实地记下了“做”的体验。作品中几乎没有故事。她们只是在申诉，申诉一种被看作“不合理的”权利的“合理性”，并且极力使这些无论在新社会还是在旧社会通通要遭到谴责的行为本身成为美的。谁能抗拒美呢？你不能，你就承认这种权利吧——她们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