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派综论 “山药蛋”是否构成一个小说流派的问题曾经引起过普遍的争论。今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已基本趋于一致，即将“山药蛋”视为一个小说流派并将其放到现当代小说的发展演变中能见到其独特的意义，这似乎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但是当初围绕它的争论实际上反映出我们在“流派”这一理论问题上的认识混乱和观念的错杂，以致于这一情况在今天依然影响到我们在这一领域中出现的撞车现象。所以为了阐述自己的想法，往往不得不从分歧的焦点入手，从梳理和阐释走到自己的思考中去。 一种否定性观点认为1942年特别是建国后我们的文学就是一个统一的流派，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社会主义的内容与民族的形式相统一的文学。“山药蛋”只能属于其中而不能“另立”一派。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将文学主潮——现实主义文学主潮等同于流派，并强调机械论式的整体一统化的格局。流派是在比较、竞争的基础上于文学的不同阶段的发展中形成的产物。过于从共性而非流派个性的意义上去找普遍联系，造成了无所不包的“现实主义”和以“现实主义”去作普遍的概括检视时落入空泛，大而无当。这种思维模式长期给我们的文学研究带来很多极大的悖论式的窘迫。例如，说：“山药蛋”是现实主义，他就能列举出几乎所有的作家入此范畴。说“山药蛋”写农村题材，他就会以丁玲、周立波、柳青、王汶石、李准等与你抗衡。说“山药蛋”是民族化、大众化，他便会说每个作家都在作如此努力。总之，只执着于共性相同处，今天的作家也可能与古代作家并无二致，而所有小说都是以语言文字虚构的故事，不独“山药蛋”不必说成流派，即连“现实主义”也成空名。这种取消主义态度是无助于小说研究的。 另一种否定观点认为“山药蛋”中赵树理与马烽风格不同，马烽和孙谦，孙谦与西戎，西戎与束为，束为与胡正，与后来一些人风格均不相同，不可人为地将他们归为一派。此说立论的依据显然是作家的个人创作风格，以此推去文学史恐怕也没有流派了，因为任何流派中作家彼此之间总会在个人化的个性风格上区别于他人而不会完全相同。所以专注于个性风格的相异处而不见流派风格的一致性同样取消了流派，甚至取消了文学研究本身，因为在一个毫无共同价值，毫不一致性，不可比较，无法分析的文学世界中，作家及作品是“恶劣的个性化”产物，永远是个封闭的“个别”，有何研究之必要？流派着眼于流派风格，它是在个性风格基础上形成的群落性特征，是广义的风格，是在差异中见出的一致性，不同中的同，个性的共性。只有在既尊重和承认作家的个性风格又确认同处一共同群落结构中的作家有着大于个性的群体特征意义，“流派”才不会成为空洞的名词，其研究才可落到实处。 1979年刘再复等人发表了《论赵树理创作流派的升沉》（见《新文学论丛》1979年2 辑）李国涛发表了《且说“山药蛋派”》（见《光明日报》1979年11月28日）使论争进入了一个激烈的时期，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成果，“山药蛋”此后便得到了普遍的确认。“山药蛋”之名以山西的特产见出地方特色，既寓有土头土脑之意，又充满了亲切的乡土气息，褒者以其谐趣，贬者见其轻蔑。此外，因赵树理是带头人，又被称为“赵树理派”；因地处山西这块创作基地，又被称为“山西派”或“晋军”；因《山西文学》的前身《火花》杂志是他们发表作品的主阵地，所以又称为“火花派”。 “山药蛋”有一个较长的形成过程，其缘起和发展都关涉小说的自身命运与时代潮流的关系，其间许多重要问题令人思考，颇有意义。纵观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会发现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文学的写作与阅读还大都囿于知识圈内，鉴于由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中国民众没有文化或严重缺少文化的现实，新文学所高度重视并试图实现的文学社会效应受阻。文学所关心的重要现实问题之一就是农民问题，新文学中缺少各种成功的农民形象，已有的农民形象不是带着一种书卷气，“学生腔”，就是被纳入文人的知识化眼光，其神情与农民相隔膜。即使象鲁迅与乡土写实派那样以城里人的意识来观照、审视农村，因启蒙而接近农民的小说也是不多见的。文学的大众化作为一个历史提出的艰难课题摆在了新文学的面前。 早期共产党人恽代英、邓仲夏、肖楚女、沈泽民等敏感到这个问题，纷纷倡导重视农民问题的革命文学，普罗文学也高呼到民间去。30年代左联曾开展文学大众化的讨论，提倡写工农，但仍未能把农民作为主要对象。茅盾、沙汀、王统照、柔石、叶紫等人的农村题材小说仍由于生活积累、艺术修养等原因未能获得广大农村读者的普遍接受。1937年抗战爆发后，大众化的话题被合人民族化的讨论中，并因迫在眉睫的抗战而搁置。虽由于“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倡导出现一批通俗化宣传小品，但大都缺乏文学性和创造性，仍带有站在工农圈外“化大众”的性质。在国统区，作家与民众的距离更为遥远。所以文学大众化仍然在等待着一个主体与客体双方成熟的条件。 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使文学最终与革命史挂钩。30年代末开始，农村革命根据地日渐稳固，并不断发展壮大，大批文艺工作者投奔革命，纷赴根据地。这本身也是向农村农民的靠近，它不仅促进了根据地所在农村的文化事业的兴盛发展，而且为文艺大众化的实现创造了条件。1938年毛泽东发出了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号召。1942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具有革命美学纲领性的重要讲话，提出了文艺的方针和工农兵方向。作为革命领袖关键性的导向和提倡，在根据地、解放区，一个有崭新性质的文学环境——实现大众化的新时代的文学环境的客观条件成熟了。“山药蛋”在此后这个环境下生长发展是必然的历史现象，在文学新的变动中它占尽地利，又得风气之先。鲁迅曾说到文艺的大众化是需有赖于“政治之力的帮助”，如此看来，“山药蛋”也就在历史的可能性机遇中萌生并实现，以至占居了一个突出的小说流派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