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特定的历史现实，现代中国作家中的杰出者既要会同全民族向神圣存在虔诚忏悔，又要负起十字架代行耶稣天路历程的职责。因此，他们的忏悔情结是根深蒂固，绵长恒久的。同时，在现实的一面，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依然是悬而未决的历史使命；在超越的一面，民族崇高伟大的人格和热烈深厚的感情至今还是理想。为此，中国现代作家一直处在精神的煎熬状态，渴求展伸的灵魂始终未能挣脱重重束缚自然自由地舒展，成为历史的遗憾。 关键词：忏悔情结 历史使命 煎熬状态 历史遗憾 忏悔，源自基督宗教。按照原罪说，人类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了上帝的意愿，偷食了智慧树上的禁果，因而骤然失去了上帝的绝对保障，从此沦陷于无穷无尽的恐惧状态。原罪带来了忏悔。从根本上来说，赎还原罪的忏悔之路意味着人类重返因虚无和漫无目的所不得不远离的精神家园，是为孤苦无助的飘零情怀和游曳的灵魂寻求宁静息憩之地的漫漫旅程。所以，忏悔与其说是一种心理活动毋庸说是无限趋奔上帝怀抱的一种亲切动姿。只是在“五四”作家独领风骚前的十九世纪末，国人才经由传教士的布道晓得了基督宗教和西方文化中的忏悔，但这所谓的忏悔情节因着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却难以在这些炎黄后裔精神上激起强烈的共鸣。直到时代沉重的步履逶迤到二十世纪初，“五四”一代新人才痛彻感悟到一种全民族共同参与共同进行的忏悔已是迫在眉睫。这点，鲁迅说得很清楚：“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而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1] 这其实正是说给这时恰恰“只知责人而不知反省”的中国人听的！写过《基督教与中国人》的陈独秀号召青年要从头忏悔全民族自己所造之罪孽，就是说，罪孽不是异已力量外加的，而是深植于母体自身内部。连李大钊也热情澎湃地宣言：“我们对于忏悔的人十分可敬，我们觉得忏悔的文字，十分沉痛、严肃，有光华，有声响，实在是一种神圣人生福音。”[2] 这种忏悔心态和激情的直接导因便是对于疲惫衰竭的国民性前所未有的内省和深刻反忖，参照的标准无疑是西方文化中的忏悔情节。“五四”人的高瞻远瞩在于：他们并不仅仅把当时那种非人的环境看作是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把它作为整个民族自身谁也无法逃避的问题，正如西方现代宗教哲学所认定的，原罪并非仅仅是个人的或民族的，而根本上是全人类的。全民族整体的忏悔为是为了塑造民族的新人形象，亦是为了树立未曾有过的全新折价值标准。宣告旧的上帝死了，不能没有一个新的“上帝”来取代，真空状态的人的虚无情状必然会引起恐惧的反应，就象帕斯卡尔说过的，“在我们与地狱或天堂之间，只有生命是在这两者之间的，它是全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3]一句话， 人的生命无论在何种境况中都离不开神圣的绝对存在。于是，重树价值所提出的异常严峻的命题等于一下子把五四一辈人推到了精神生命的悬崖边缘。即便鲁迅毫无犹豫地要年青人相信，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就成了路，但头上是漆黑的夜空和顶着一盏远远的明灯毕竟是大相径庭的，何况谁也不能确切地知晓漫漫长夜后是否就是豁然开朗的朗天晴空。于是，这种全民族整体忏悔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又转化为寻找心中失落的神圣的过程。 无疑在这场全民族整体的忏悔行为中，鲁迅是第一人。但这首先来自自我忏悔的意识。《风筝》是个忏悔的故事，一件年青时丝毫不足挂齿的过失竟要中年时分的觉悟来补偿罪孽。那时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不幸无意中被虐杀的天使化为复仇的女神，这罪感一旋一旋地扩大以至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成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然而，更让“我”无法原宥自己的是被虐杀者早已遗忘了被虐杀的一幕，精神的这块创伤已结痂剥落连创伤者仿佛也不曾记起了，但它却依然是永远的历史存在，在“我”精神的深处。当人自以为纯洁无瑕时，“原罪”其实早就存在着，而当人悔悟“原罪”的深重时却又不晓得怎样才能消弥“原罪”。他其实注定永远只能是赎罪者，背负着永远的十字架。基督说儿童是天国中最大者，而“我”却摧毁了这最大者最美好的一个童话故事，践踏了他心中的天使，这是无可饶恕之罪。 如果说《风筝》只是个忏悔故事，《伤逝》则是个毫无童话色彩的忏悔日志。其中，那些惨烈的呼号，无比悲戚的自谴已使忏悔的心态成为一种献身地狱救饲魔障的动姿，在悲痛欲绝的情感煎熬中只有求助于最神圣者或者让自己毁灭于最可怕最可诅咒者，这时的情感必然上升至宗教层面，祈求于彼岸世界的天堂或地狱。“我”屈服于浓重旧势力无形的迫压，“我”无力使爱附丽更新，“我”更将爱我者推向世俗的冷枪冷箭中，逼她选择了死亡。因此，“我”在上帝面前也同那些卑劣者一样渺小可怜，“我”无权向上帝申诉，“我”只能在地狱的毒焰中毁灭自己，将悔恨和悲哀连同自己罪恶的灵魂一起烧尽。 《风筝》和《伤逝》这种“拷问灵魂”式的自我忏悔同样贯穿在《狂人日记》中。鲁迅每感于病态的中国社会是“狂人”的社会，但他又是通过将自我比拟为“狂人”而去比照社会这个“狂人”的。这个“狂人”的社会一直排着吃人的筵席。因此，所有的狂人都不能自己拯救自己，必须以牺牲的代价去换取“没有吃过人的孩子”的未来。鲁迅把民族的罪孽和自己的罪孽重叠起来，强烈的道德关怀又使他把民族的罪孽化为自我性的问题，因而，他能够把对国民、传统、社会、文化上种种弊病与弱点的体察升华为对罪恶的感受，一种强烈的宗教式的“原罪感”便油然而生。因而，鲁迅对罪恶是份真正的自觉。 最终，为了民族的新生，为了神圣的未来，鲁迅不得不“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但要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年青的希望过去，但黑暗的闸门使鲁迅的心变成了黑暗的心。所以，对自己的灵魂来说这处牺牲又是彻底的悲剧，鲁迅不得不对自己的生命深致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