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台湾目前社会和文化界定在后现代时期，我以为是合适的。台湾后现代主义倡导者之一罗青先生用了“后现代情况”这一提法，我以为是切实的。 从80年代到90年代，台湾的社会和文化的总体趋势是逐渐多元化，社会的政治、经济逐渐多元化，文学思潮逐渐多元化。当然，具体的变化内容还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也是比较复杂的。而且这些变化仍在继续之中。这些变化在近年似乎更加迅速、清楚。社会的、文化的格局变化更加值得重新审视。 新世代作家王幼华在他创作的一部题为《广泽地》的长篇小说中把台湾的社会文化形态，形象地描述为相对于“海洋型文化”和“大陆型文化”而言的“沼泽型文化”。它居于更加强大的“海洋型文化”和更加久远的“大陆型文化”之间。由于多元化过程充满变数，台湾的“沼泽型文化”也从主要协调处理功能变为释放能量功能，从一种弱势文化逐渐转向强势文化。这是一种相对强势文化，因为它不可能凌驾于海洋型文化或大陆型文化之上，也不可能等同于海洋型文化或大陆型文化。但这种转化的动力来自台湾文化的主体性观念的开始形成和不断强化，也来自对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或海洋型文化和大陆型文化的有效兼容。转化的结果是“沼泽型文化”的过渡性特征正在逐渐消失，而海洋型与大陆型两种文化结合生成第三种文化：次海洋次大陆型文化。这是兼具海洋型和大陆型两种文化特点的新型文化。这种新型文化的成长势头不容忽视，台湾新型文化的能量值得重视。朱双一先生在一篇题为《台湾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心理摄像——王幼华作品论》（《台湾研究集刊》1989年第4期）的论文中这样描述：“外来文化（包括东洋、 西洋文化）挟持先进物质文明长驱直入，成为渗透浸淫社会各细胞的强势文化；而固有的本土文化却仍根深蒂固，作为一种基础因素发挥着不可磨灭的深远作用。“沼泽文化”处于两种文化之间，“沼泽容百水而成淤、吸纳、沉积、搅合多种成份，成为各种微小生命生殖、繁衍的场所。”这种特征实际上已经逐渐消失，“沼泽文化”阶段已经逐渐结束。成份“吸纳”之后的能量释放已经开始，阴性的文化地势和功能正转化为阳性的文化地势和功能。正是以城市文明更高度的发展为标志的、以知识而组织起来的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迅猛变化，导致了台湾社会文化的新阶段新模式的产生。 在这种新型文化模式下，文学研究最值得关注的是80年代以后登上文学舞台的新世代作家（即第四世代作家）。他们是台湾都市化的文学生成，是都市世代。根据首先提出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的美国社会学家G ·贝尔的观点：所有权是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层标准：知识和教育水平则是“后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层标准。在“后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与知识分子成为新的统治阶级，从事脑力劳动的各类职业是“后工业社会”的社会基础。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世代作家逐渐成为台湾文学主要力量，这是能够预见的现实。他们给台湾文学带来一种现代都市文化意识。新世代的作品很多可以看作是“都市文学”。除了作品中的都市景观、都市题材外，更突出的是作家思考方式的都市化、知性化。这部分地是由“后工业社会”的阶层属性决定的。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台湾的现实主义文学继续发展。但是，落实本土的现实主义传统也在政治激进主义支配下部分地发生变异和扭曲。在“本土化”论争中，出现了在新的政治层面上利用“本土化”这一口号的主张。极端的是提出台湾“民族独立”和“文化独立”。这样，“本土化”就开始和“台独”联系起来。文学上的极端政治化和非政治化倾向，在台湾的现代史上是有传统的，在社会动荡的时期，表现更加明显。这是在多元并存的80、90年代一直存在和变化中的基本平衡的二极现象。在“本土化”、“乡土化”的号召下，确有一种政治分离主义的极端化倾向，文化层面上也出现建立独立体系、结构的取向。这种文学上的政治取向，同社会政治结构的质变有直接关系，作家更自觉地用文学阐发政治理念，也使文学超越了抒情心态，进入知性探讨的格局。但我以为，根据台湾文学的历史经验，文学的一般政治取向有广泛、深远的影响，而诸如政治分离主义的特殊政治取向对于文学来说，影响极为有限，个中原因既在于政治，也在于文学本身。若就一般而言，台湾现代文学的政治传统倒是值得发扬光大的。 台湾的现代主义思潮是始终存在着的，尽管高潮早已消退。只是60年代的那种西方化的现代主义早就开始转向东方化、台湾化、后现代化。这种东方化、台湾化就是一定程度上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运动和文化运动。用刘登翰先生的话来说这是追求传统的“现代化”和现代的“民族化”。但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现代主义新形式的存在，一些现代派作家后来并没有用全新的作品同现代派完全决裂。 现代派的后现代化，或向后现代转变，是与台湾进入后工业社会大致同步的。从现代派到后现代派，共同取向之一就是反叛传统，新世代作家在这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女性主义文学特别是女性主义诗歌已经成为近年台湾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它的创作实绩和影响，乃至具有一批学院派批评家支持的实力颇强的理论批评队伍，都值得我们重视。后现代派的另一极文学是市场经济相当成熟条件下的通俗文学，它同现代大众传媒更紧密结合，成为社会文化消费的主要部分之一，这一趋向是完全适合台湾都市化的更新发展势头的，它也是新的生存环境和人文心态进入文学的结果。同时，它也给相当一部分严肃作家带来困惑和尴尬。它对台湾文学乃至台湾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广泛的。在台湾，长期以来，通俗文学走的是文学商业化之路，而相反的一极是现代派的先锋文学。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不仅没有抹平文学商品化和非商品化这二极，反而加大了二极的反差或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