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意识世界有着非常广泛的内容，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政治观、历史观、文化观、文艺观、审美观……以至对万事万物的看法和感应，等等，无不包容其中。这些，可以通过他日常生活的言行和论著、日记等加以表露。 路遥是一个对文学艺术、社会人生有他独特看法的作家，绝不是那些人云亦云、平庸浅薄之辈。他卓有见地、或放纵不羁的认识，不一定都见之于作品，因为他受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较深，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常以理性制约着情感和意识，故而他小说中的意识世界，不是泛滥的洪水，而是沿堤岸流淌的江河，有波涛翻滚之势，却无冲毁良田之险，行进的轨迹不是浑浊不清，而是明晰可鉴。较突出的是时代意识、政治意识、平民意识、土地意识、道德意识、妇女意识。我们这里仅就路遥小说中的时代意识与政治意识加以探讨。 （一）时代意识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思想潮流和不同的意识氛围，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人们总是有不同的关注中心，而不同的人群对此中心也持着不同的态度。作家大都具有敏感的神经，往往站在时代的前沿，对社会关注的中心进行不同形式、不同角度的反应。他们所采取的态度是千差万别的。路遥的态度不是一味简单的服从，也不是反抗、保持距离，或者其他，而主要是适应同时兼有批判。 以他的文学观念来说，在进入历史新时期前后，随着时代的除旧布新，他也在转轨定向，适应时代的新要求。他是在极左路线盛行的年月开始习练写作的，那时年岁虽然不大，但不可避免的也受到了“高大全”一类创作符咒的影响。从1979年发表小说《夏》开始，尽管仍留有旧影响的痕迹，然而积极转轨以适应时代的新变化、新要求的趋势却是明显的。随着改革开放的迅猛发展，西方文艺思潮铺天盖地、风驰电掣般奔涌而来，文艺理论新名词大爆炸，文艺创作方法五花八门的态势下，他却头脑清醒，坚持他所习惯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有抉择的吸收，同时也倔强地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拒而远之。这不是说他的这种态度是唯一值得赞扬的，而是说他保持了他的个性，独有所钟，显示了他的一种可贵的文化精神。 从他的小说创作来看，总体上是贴近时代，直接进入社会关注的中心，极力把握时代的脉动和特点，在作品中贯注进鲜明、强烈、浓厚的时代意识和时代精神。 我们透过他的小说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60年代初至80年代中社会发展的脉络、印迹。他曾将自己的小说编为一部专集名曰《当代纪事》；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更是系统详实地记叙了1975——1985这十年间我国北方农村变迁的历史，全国性的大的历史事件亦间接地罗致其中。中国三十年间的社会历史风貌，透过路遥的小说人们可以看到那清晰的轮廓和某些重点环节的细部。 关于时代特点和时代精神的把握路遥的意识是十分清醒自觉的。他关于《人生》给阎纲的信中说：“我意识到，为了使当代社会发展中某些重要的动向在作品里得到充分的艺术表述，应该竭力从整体的各个方面去掌握生活，通过塑造人物（典型）把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的、道德和心理的矛盾交织成一个艺术的统一体……应该向深度和广度追求。”〔1〕由于中年早逝路遥虽则未能完全实现他为自己制订的预期目标，可他的小说确确乎通过艺术形象，体现出了时代的精神和风貌。他“坚持了文学的现实性和当代性相统一的原则”。“一贯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重视创作题材‘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内涵’。”“创造服务于现实人生的活文学”。他“小说的现实魅力就在于服务于现实人生和取材于现实人生的统一”。〔2〕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整个社会关注的中心是批判长期以来危害我国政治经济生活和人民思想的极左路线，挣脱左的禁锢，冲破旧的传统和习惯势力的束缚，克服自身的局限和痼疾，寻找、呼唤失去的自我，重铸自己的灵魂和情性。为了适应这一时代特征和需要，路遥没有走“伤痕文学”的时髦之路，而是另辟蹊径。除了《卖猪》、《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是直接批判极左路线的危害和流毒以外，像《夏》、《青松与小红花》、《惊心动魄的一幕》等，则侧重挖掘人民群众和干部精神世界中纯正、美好和高尚的东西，而以这些有价值的东西遭到惨切的摧残或毁灭，深层次地回溯历史，揭示肃清极左路线的必要。一直到以后所发表的成功之作《人生》、《平凡的世界》，塑造了高明楼、田福堂、孙玉亭等受极左路线流毒颇深的人物典型，他们已失去了正直的人和纯洁的党员的本质属性，丧失了应有的自我，他们的灵魂、情性需要重铸。实际上经过新时代斗争生活的淘洗荡涤，正在得到重铸。田福堂、孙玉亭后来的变化就是很好的说明。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经济建设挂帆启航之后，人们都在积极努力改变眼前的现实，驱逐昔日的贫困，谋求生存和幸福，寻找自己合适的社会地位的时候，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成为一些农村知识青年关注的中心。路遥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发挥他熟悉城乡交叉地带生活的优长，即在这一交叉地带辛勤耕耘，《月夜静悄悄》、《姐姐》、《风雪腊梅》、《痛苦》、《人生》、《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你怎么也想不到》等都是因城乡差别引起的纠葛，而故事的中心线索都围绕着爱情，不是进城者甩掉留在农村的恋人，就是因为对城乡差别不同的态度发生了冲突。一些农村青年，“期望着富裕的物质生活与丰富的精神生活，可望而不可及的城市文明在他们的心目中多多少少被美化了，因而，他们才将其作为一种理想来追求。这种行为的历史合理性自然是无庸置疑的，但是从另一方面，他们想要得到的，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时下某些城市文学主人公所力图超越的。这正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性、反映了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巨大反差。只是这复杂性和反差未能从路遥本人的小说中充分表现出来，读者的价值判断得不到足够的坐标，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历史感和时代感。〔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