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痛苦的记忆，是人类自我保护的一种心理机制。但忘却是一柄双刃剑，为免除痛苦记忆的折磨而一味地忘却，到头来只会留下更多的痛苦记忆，妨碍人类的健康发展。因此，历史总要选择不甘忘却而又特别坚韧者承担起保留乃至修复民族记忆的重任。20世纪中国选择了鲁迅。 鲁迅向来不大会赶潮流。当科举制余威尚存之际，他偏偏舍“正路”而“学洋务”，给时人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等到留学东洋，他不去学门庭若市的法政理化警察工业之类，却弃医就文，走上了终其一生的文学道路。在时人看来，科技不失为富国强兵之策，维新或革命，更是救国救民的捷径，而文学即便不是虚饰无用之物，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但鲁迅却认定第一要紧的是要改造民族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于是，他寻找同道，办杂志，翻译书。然而，取名《新生》的杂志未及问世便归于流产，精心译印的《域外小说集》也只卖出了20套半，那半套（上册）还是友人为试探书商诚实与否而买去的。不独能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的“卓特”（《域外小说集·序言》）读者知音难觅，至于“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的“精神界之战士”（《摩罗诗力说》）更是寥若晨星。早醒先驱者不可避免地品尝到寂寞的苦味。并且，“这寂寞又一天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呐喊·自序》）鲁迅后来把寂寞比作“大毒蛇”，可见对他的折磨之甚。这种寂寞不单由登高一呼几无响应的失望与尴尬而来，而且也包含着他对“无声的中国”的痛彻感悟与莫大恐惧。 他也曾试图驱除寂寞，抄古碑，辑录、校勘古文、研究佛学，这些方法似已奏效，他在沉默中度过了归国后的十年时光。然而，新文化运动复苏了他那为寂寞所缠绕的痛苦记忆，重燃起变无声的中国为有声的中国的希望之光。于是，便有了《狂人日记》与此后一发而不可收的小说，有了这部彪炳文学史册的《呐喊》。 寂寞不仅是鲁迅创作的强大内驱力，而且作为他洞察社会历史和国民灵魂的重要视点，复现于《呐喊》的艺术世界之中。《狂人日记》采用主人公独语形式，这种文体本身就是一个寓言。狂人从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中看出分明都是“吃人”二字，自然不能见容于世，不仅古久先生与赵贵翁们与他为敌，而且小孩子也同他作对，不仅村人对他虎视眈眈，而且自家大哥也与他们一伙。在他所生存的环境里，他被视为疯子，疯人疯语同常人的日常话语无法沟通，所以即使他周围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也仍是一个寂寞的孤独者，周围的人愈多，他就愈显得寂寞。这是早醒者、先驱者的寂寞，狂人形象正叠印着鲁迅十年前寂寞的痛苦体验。向寂寞的最有力的抗争，惟有呐喊，哪怕没有回应，哪怕喊声被铁屋子所密闭，也还是要呐喊，惟有呐喊才能显示生命的存在，才能或许获得唤起觉醒的希望。“救救孩子”，狂人的这一声呐喊叫出了作者此时的希望，也照出了作者对往昔一度沉默的自省自谴。然而，作品的楔子却与本文主体构成强烈的反讽，狂人患被迫害狂时敢同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对抗，敢同绝对多数的庸众对阵，而病愈之后，却赴某地候补，这就意味着他向传统的复归、与庸众的认同，他以归降的方式消解了自身的寂寞。这无疑是深刻的精神悲剧。叙述者以“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的评价，否定了主人公病时的“荒唐”，肯定了其病愈后的复归，加重了寂寞的阴郁氛围，也愈加显出狂人敢同寂寞抗争的可贵。楔子虽然篇幅不及本文主体的二十分之一，却并非可有可无的闲笔，它以世俗逻辑与日常语言同本文主体的叛逆逻辑与错杂之语的对立加大了作品的精神张力与艺术韵味。 先驱者的寂寞在鲁迅自身实在是体验到了痛彻骨髓的程度，《狂人日记》之后仍有言犹未尽之感，遂于翌年推出一篇《药》。前一篇里，狂人恐惧被吃但尚未被吃，还有机会呼吁“救救孩子”，最终因为病愈皈依传统而暂时免去了被吃的危机，寂寞亦随之暂告缓解。而在后一篇里，革命者夏瑜则始终是寂寞的。他活着时，为拯救苍生社稷而奔走呼号，没人能理解他生的价值；就义时，不过给看客们添一点刺激，没人能懂得他死的意义；就义后，他的鲜血徒然被人蘸了馒头去当作茶店老板之子华小栓驱除痨病的灵丹妙药，他的超拔、壮烈竟成为一帮茶客困惑、奚落的谈资。纵使作者给夏瑜的坟上凭空添上一个花环，也未能从根本上解除烈士生前死后的无边寂寞。先驱者的寂寞并非由于他们身居武陵桃源不食人间烟火，或闭锁后宫终生不得宠幸，恰恰相反，他们无论是出身贫寒还是大家子弟，都深知民众疾苦急欲解民于倒悬之中，他们非但不想走仕途旧路巴结朝廷以求个人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反而敌视传统，反抗旧制以求社稷重光。古久先生、康大叔之类欲置狂人与夏瑜于死地而后快本不足怪，令先驱者不解而且痛苦的是村民茶客茶店老板甚至还有少不更事的孩子们竟也参与了同他们的对峙，而后者才是先驱者寂寞的主因。他们本来有着一致的利益，他们本该属于同一阵营，但他们却彼此隔膜，他们的隔膜不只是不同等级之间的隔膜，更是不同文化的隔膜。先驱者代表了可以推动历史进步、社会发展的新文化，而一般民众则承载着保守、封闭、愚昧落后的旧文化。先驱者急欲启蒙而不能，一般民众急须启蒙而不知，觉醒与昏睡、牺牲与苟活构成了非流血的对立，由此而来的寂寞也就更为沉闷、更为磨人。 狂人与夏瑜都是知识者。知识者敏感、多思，易于寂寞，但并非都是先驱者的寂寞。孔乙己，这个小酒店里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每逢他来酒店，总能给店里带来快活的空气。然而他自己却是落寞的。他是读书人，但他时运不济，不要说金榜题名、入朝为官，就连“半个秀才”（在考秀才的童试里虽然不合格但成绩尚好者，称为“佾生”，即“半个秀才”。“佾生”在下次考试时县试、府试可以免试，直接参加院试）也没混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因为“学而优则士”，而孔乙己既未被科举认可为优，“仕”也就遥遥无期，那么他的学问在短衣帮眼里势必一钱不值，他作为读书人的尊严也就无从谈起。登堂入室无缘，他只能与短衣帮一样在曲尺柜台外站着喝酒，但他又放不下架子，不肯脱去象征读书人身份的长衫。当短衣帮嘲弄他时，他便退避到之乎者也的文言世界去。在日常语言世界，他是尴尬的，只有回到文言世界，他才恢复一点自信。然而，文言世界不给他畅行无阻的通行证，日常语言世界不肯接纳他，他也不屑于屈尊俯就，这就注定了他的落寞命运，在别人的说笑声中消逝了他那因偷了举人而被打残了的身影，并很快地被人们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