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特殊之点首先在于他是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其启蒙主义思想有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有着内在结构。它以“立人”观为主体思想，这一主体思想是由双驾马车承载的，这双驾马车，一是他的科学观，一是他的文艺观。一言以蔽之，其启蒙主义思想体系存在“一主两翼”的内在结构。 鲁迅研究自然科学，走了一条与一般科学家不同的道路。其科学观早在其启蒙主义思想建构之前就在形成中。具体地说，其科学观形成于1903年，而其启蒙主义思想的建构则在1906年。他虽然从少年时代起就热爱自然科学，爱读《释草小记》、《释虫小记》、《南方草木状》、《广群芳谱》、《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花镜》等古典自然科学著作，但他接触现代自然科学则是在1899年之后。1899年他考入水师学堂，后转矿路学堂，从此他才了解有所谓格致、算学、地质学等学科，课外还阅读了《天演论》、《化学卫生论》等科学书籍。不过，他在这时尚未形成自己的科学观。标志其科学观之形成的乃是1903年发表的科学论著《中国地质略论》和《说鈤》。他在《中国地质略论》中说，“地质学者，地球之进化史也；凡岩石之成因，地壳之构造，皆所深究。取以贡中国，则可知栾然尘球，无非经历劫变化以来，造成此相；虽涵无量宝藏，足以缮吾生，初无大神秘不可思议之物，存乎其间，以支配吾人之运命。斩绝妄念，文明乃兴。”这段话集中体现了他的科学观。他认为地球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历史，地球上的一切（无机物和有机物、低等生物和高等生物），于是形成了今天的诸种形态，没有什么神秘不可思议之物。他批判了神造说和形而上学观念，将它们称之为“妄念”，把“妄念”和科学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批判这些“妄念”，科学才能发展。《说鈤》是阐释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成就的著作，他在《说鈤》中说，“自X线之研究，而得鈤线；由鈤线之研究，而生电子说。由是而关于物质之观念，倏一震动，生大变象。”他在该文中还表述了最新的科学观念，即物质的无限可分性以及物质可以转化的观点，体现了自然辩证法的思想，批判了形而上学的观点。可以说，他是站在自然科学前沿的研究工作者，他探索了最新的科学领域，表达了最新的科学观念，倡导了最新的科学方法。 当时，他的科学观是着眼于：物。他研究自然科学是为了“兴业”，为“兴业”而科学。他是把研究自然科学和“兴业”思想联系在一起，是从属于“兴业”。他与当时一些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并未表现其特殊之处。当时所谓“洋务”、“维新”云云，就是要在物质层面学习“西人之长”，就是为了“兴业”，这是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以至留日初期最为时髦的也是进步的社会思潮，它对鲁迅科学观的形成不能不产生影响。他为什么要投考水师学堂、矿路学堂呢？为什么要撰述自然科学著作呢？我觉得和这种广为流行的社会思潮是有联系的。他把在南京的求学称之为“学洋务”。他说，“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1〕。他谈到在矿路学堂毕业时的思想追求时说， “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2〕这里谈他学习自然科学的目的很明确：为了物，为了掘出金银铜铁锡，为了“兴业”。这里所讲的“路”，仍然是指科学“兴业”的路，到国外去是为了探寻科学“兴业”的路。1903年在日本，他著述并发表《中国地质略论》和《说鈤》，着眼点仍然在于物，仍然在于“兴业”。他为什么在日本继续坚持研究地质学？是为了对中国的矿产能及时开采，以发展中国的实业。他说，中国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而我复麻木罔觉，挟无量巨资，不知所用”，让外国人来开采，他责问说，“慢藏不用，则谁之罪哉？”“外族入室，罗掘一空，工商诸业，遂难优胜，于是失败迭来，日趋贫病”〔3〕。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是什么呢是“结合大群起而兴业”。这说明他当时研究自然科学是为“兴业”。思想所支配。他介绍鈤（镭）的发现，也与“兴业”思想有关，由于鈤具备“奇性”，“能本体发光”，是一种新能源，有“多量能力”〔4〕，可以在实业上应用，实益骈生，造福中华。“失败迭来，日趋贫病”的中国现状，深深刺激了像鲁迅那样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只有“兴业”才能振兴中华。这仍然属于“洋务”思想。 鲁迅在日本学习初期，其为“兴业”而科学的思想虽然在总体上还没有变化，但也有某些调整。他所要“兴”的“业”，转向了医疗事业。不过，这只是在“兴业”思想向“立人”思想发展的一个过渡，医疗事业毕竟与采矿事业不同，采矿事业是以物为对象，而医疗事业则是以人为对象，由关注物到关注人，当然是一种调整。他在当时的学医，除了主要由“兴业”思想支配之外，也有着启蒙主义思想的萌芽。他决定赴仙台学医，有着双重目标。他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5〕这时， 他对自然科学的认识是由两个层面构成的：一是为发展实业之用的自然科学，属于应用的技术层面；一是为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这是属于形而上的思想精神层面。他最早是侧重于前一层面，学医为治病救人，这是主要的，但愈到后来便愈向后一层面倾斜，终于由科学“兴业”的洋务思想逐渐过渡到科学“立人”的启蒙主义思想。他研究自然科学，是经历了这样一个思想过程，可称之为三步曲：由关注物（采掘矿产）→关注人（治病救人）→关注人的精神、发展人的个性（立人）。正是在其科学观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他在自然科学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他不是作为一个科学家来研究自然科学，而是作为一个思想家来研究自然科学，从此以后，他日益显示出作为思想家的特征。在热衷于学习、研究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当中，鲁迅发展趋向不是成为一位科学家，而是成为一位思想家。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认为自然科学可以带来物质层面的变化，这代表了西方许多知识分子的一般认识，也代表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最高认识，一些新派人物对自然科学的认识也只是到此为止了。鲁迅则不是以这种认识为终点，而是以这种认识为起点。他研究自然科学，与西方一些研究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不同，也与中国一些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不同，他是一位独醒者，有其特殊性。因此，其发展趋向不是成为一个科学家，而是成为一个思想家。他更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处境和特点，他研究自然科学选择了这样一种走向，出于他对民族性的把握。从他初始的成绩来看，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卓越的科学家，但他终于没有成为科学家而成为思想家，这就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鲁迅的选择，使他获得了自己。他作为思想家，与传统思想家不同，他对自然科学有深入的研究，这对他是相当重要的，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一个与传统思想家不同的现代思想家，使他超越了传统，而成为现代型的。他作为一位思想家，表现了其民族性和现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