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胡辛的上一部长篇小说《蔷薇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至今已经整整五年了。当然，没有理由说胡辛进入了许多作家一年都经历过的“创作潜伏期”，她依然笔耕不辍，只不过这一时期她施展手脚的场所是传记文学这个圈子，起初只想略作尝试便罢，不料从《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台湾台北新潮社，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却有一发难收的势头，连续推出《最后的贵族——张爱玲评传》（国际村文库书店，江西21世纪出版社），《陈香梅传》（国际村文库书店，作家出版社）。三部传记，皆为海峡两岸同步发行，都有既叫好又叫座的记录，一时之间如此风光，是胡辛始料不及的。然而，飘飘然只能是一瞬间的事，显然，很多关注她的批评者和读者似乎没有和她一起欢欣鼓舞，而是对这三本传记显示出不应有的沉默，仿佛是基于一种顺理成章的阅读期待，他们在等待胡辛下一部关于女性的小说的诞生，他们还记得胡辛十二年前的迷惑：“女人为什么要有自己独立的节日？”“……一切的一切，是多么复杂，处处是问号，女人啊，答案在哪儿？”（《四个四十岁的女人》）现在，他们的迷惑是：在《蔷薇雨》之后，胡辛还有多深的潜力来写一部高质量的小说——它可能为胡辛自己的“女性小说”创作历程，也为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添上浓重的一笔？ 胡辛无疑是新时期较早的一位具有“女性意识”的女作家。80年代初中期，正是反思文学兴盛，寻根文学初萌的时候，这时的大多数女性作家依然在以中性的眼光描写社会生活，反映社会问题，她们的所思所写，以及表述的方式，和男性作家几乎没有多少区别，只有极少一部分女作家发现并认识到，在她们所处的语境中，“女性”只是一个被书写和被符号化了的概念，“女性”作为主体的意义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它被赋予的意义又充满了偏见和扭曲。如果说，在封建时代的写作传统中，“女性”的被排斥完全来自男性权势的硬性压制的话，那么，现在“女性”在写作中的缺席则是因为女性自身的原因了。认识是行动的前奏。不安于沉寂的女作家和她们在二三十年代的前辈一样开始了女性自己的写作。她们在创作上的最初选择是十分现实的：写女人的心理、爱情、家庭、事业、追求、写社会中存在的妇女问题。随着后来认识的延伸，她们逐渐具备了一种自觉意识：从女性的角度关注女性的传统，审视女性的文化内容。胡辛便是这些初具自觉意识的女作家中的一位，1983年，她在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的题首，进行了极富意义的发问：“女人为什么要有自己独立的节日？”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十分新鲜，但是它却表达出女性对女性文化进行反思的努力，正是在这种努力之中，女性文学曙光初露。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获得当年的全国短篇小说奖，使胡辛一下子站在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但这之后的几年，胡辛虽然仍有多篇中短篇小说写出，并结成《地上有个黑太阳》（作家出版社，1986年）。《这里有泉水》（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两个集子出版，但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创作是平淡的，与处女作相形之下似乎难以为继。而偏偏就是在这几年，一大群优秀的女作家带着一批令人瞩目的作品，在文坛上声名鹊起：张洁的《方舟》，《祖母绿》，谌容的《懒得离婚》，王安忆的“三恋”，张抗抗的《隐形伴侣》，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还有铁凝、残雪、方方、池莉……她们的群体性写作，形成一幅灿烂的风景，在这个背景中，人们迅速提高了对女作家的期望值：在荒漠里，有几株绿草就不错了；到了花园，姹紫嫣红也难让人满足。这种氛围既让人兴奋，又充满了压力，对任何一位女作家而言，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没有自我超越，就难以立足。 1990年，胡辛洋洋四十万言的长篇小说《蔷薇雨》出版，作品以巨幅民俗，女性“风景画”的形式，描摹出半个世纪前后三代十多位女性的生活和命运，场面壮阔前所未有，女性主题一如往昔。这部“写足了女人”的小说随后连获华东地区和江西省的多项创作奖。对胡辛来说，这是一座里程碑。然而，这部不乏精彩处的小说给人的整体印象正如王蒙在序中所言，既“充满魅力和激情”，又有许多“不准确不成熟乃至芜杂浅薄的地方”。五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这部作品，我们的遗憾愈加明显。我们认为，胡辛没能写成一部“女性史”式的作品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在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女性文学语境中，作家对女性文化核心的把握，作家的写作观念、表述手段、思维方式都存在着超越的不足。 二 胡辛是个写民间风情的好手，《蔷薇雨》的开场便颇为不凡：写六眼井、三眼井、大井头；写驼子娶妻、干家嫁女……活色生香，令人难忘。胡辛对这种民间风情有一种独特的敏感，她熟悉洪城的市井风貌，她把这一方水土缓缓展开在我们面前她对洪城的了解痴迷甚至欣赏并不亚于贾平凹之于商州，李杭育之于葛川江，池莉方方之于武汉三镇。然而，我们认为，单有对民俗地域的直观描绘是不够的，景观只能是个背景，对于文学作品而言，只有真切地展现出与这个背景融为一体的人，并达到揭示出普通人性的深刻，民间风情才是完美的。人无法逃脱地处于历史和传统中，人“身上密藏着它们的无数遗嘱”（余秋雨语），人的思想、行动和言语，都可以看作文化的符号，都打上了传统的烙印。人，就是蕴含着文化密码的民族的精灵。在民间背景中凸现出富有质感的人才是创作的最大成功。葛利高里（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斯第芬（乔伊斯：《尤利西斯》）……他们，就是一个民族的化身。贾平凹笔下的韩玄子、李杭育笔下的福奎，都是因为文化的象征意义而具有了历史的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