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可划分为萌芽期、诞生期、深化期、变异期、新生期五个阶段，从小说观念与艺术技巧的探索、作家作品的品评、小说研究的形态特征等方面描述与评价了各阶段小说研究的得失功过。政治层次小说研究对“人”的层次小说研究的频频干扰使现代小说研究因缺乏历史化的科学性眼光而产生实用主义倾向，造成了评价尺度的歧异、波动及研究格局的不平衡现象。进而从历史观念意识的深化，小说史结构研究的展开、小说文体形式演变的揭示等角度提出深化目前现代小说研究的学术思路。 关键词：学术经典化 关系结构研究 形式发展考察 一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小说”派提出的“小说界革命”，拉开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研究的序幕。自此，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在文学家族中被抬到至尊的地位，所谓“小说！小说！诚文学界中之占最上乘者也”[1]。稍后的礼拜六派则以趣味、消闲为宗旨，强调小说可以“遣愁、 排闷、醒睡、除烦也”[2]，恰与梁启超等人的小说观构成对立， 并延续至五四时期。无疑，两者其实都拖着传统文学观念的辫子，只不过一是把小说作为“新民”的“载道之器”，一是将小说视为单纯娱乐的“闲书”。与上述两者不同的当推王国维的小说研究。在《红楼梦评论》等论著中，他提出小说应深入表现人生、超越人生，重视小说审美意义的观点。但由于受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影响颇微。在小说研究形态上，大多是随感式的序跋文字，直观性、随意性颇强。所以，此时的小说研究具有新旧杂糅的性质，正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五四时期及稍后，文学革命先驱者对整个中国古典小说开始作系统的整理与重新评价，批判了传统小说观念中“团圆主义”、“教训主义”、游戏消闲观及公式化、程式化的毛病，同时还展开了外国小说及理论的介绍工作，现代小说学也开始得到初步建设。其中，胡适关于短篇小说是“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3]、 且“不当忽略其文学的结构”[4] 的观点与沈雁冰关于“短篇小说的宗旨在截取一段人生来描写”[5]的阐述， 既指明了短篇小说表现人生的特点又强调其形式美的重要性，基本上廓清了以往关于短篇小说概念的模糊认识，促进了五四短篇小说的繁荣。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中指出了当时文坛上“艺术派”与“人生派”理论观念的偏失：前者“重技工而轻情思，妨碍自己表现的目的”，后者“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变成一种坛上的说教”。他既承认小说与社会人生的密切关系，又坚持小说独立的地位与审美价值，从一方面折射出当时小说理论的科学性趋向。随着小说创作的日渐丰富，小说评论越来越成为小说研究的重要内容。总之，这时期小说研究在“破”与“立”的双向展开中开始建立起现代化品格：小说观念从以“教化”与“消闲”为主的传统审美观逐步向以“自我表现”为核心的审美观转变，基本确立小说“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的概念，并开始认识到小说叙事与结构等的重要性。在创作方法上，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及现代主义也同时得到介绍与实践。小说研究形态则逐步向着科学的富有逻辑性的论文形式发展。 自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小说研究与小说创作关系更为紧密。不同政治观、文化观、人生观、审美观的小说探索者纷纷寻求发展并超越“五四”小说的现代化之路。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一些普泛性概论式的小说理论显得苍白无力，所有的探索都离不开“如何深化小说对生活的表现”这个基本而又重要的命题上。于是，除少数理论家对现代小说创作进行系统总结外，一些重要小说家也担当起小说研究的主要角色。小说研究的主要形态也集中于小说主张的阐述、创作经验谈及作家作品论等。 巴金、老舍、李劼人等承续着五四人道主义遗风，从生活的丰富性、生动性出发体悟社会人生与人性生命的真谛，并将之上升到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对民族国民性的重建及对人性伟力之张扬的高度，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废名、凌叔华等同样沿着“人”的层次进行小说探索，却更注重生活淳美、雅趣与兴味的一面，主张以平和淡远的心境、抒情写意的笔调、古朴简约的语言构筑一个个美丽“人性”的古庙。其艺术描写的散文化笔法及情致韵味的诗化追求有别于以“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为主要结构特征的“正格”小说，颇引人注目。而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张爱玲、徐訏、无名氏等一群则追求表现生活的“新”与“奇”——以新奇的小说技巧、新奇的感官印象挖掘新奇的人性内容和心理意识。或以快速节率抒写最现代的都市，或以传奇性故事直逼生命存在的意义。即使运用传统文学形式和语言，也能做到“新”与“旧”巧妙而新奇的结合。其小说探索的现代主义主张对一般现实主义小说无疑是一次冲击。然而，此时占据小说创作与研究主流的当推由个性主义向无产阶级世界观转变的一群。他们强调小说表现生活的时代性、社会性，重视小说对生活的能动作用。如果说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小说”，满足于从政治观、世界观出发表现生活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因而事实上使小说与真实生动的实际生活脱节的话，那么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小说则对此作了纠正：既注重社会科学理论对生活时代性社会性的分析，同时又注意生活实感的描写。可是，该派小说探索也存在理论分析与生活体验如何深度融合的问题。以胡风、路翎为代表的七月派小说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显示出其小说探索的深刻性：主张从生活的情绪体验（包括理性与非理性的）出发把握生活的时代性和社会性，注重创作主体与客体的相克相生与融合。从“革命小说”、“社会剖析”小说到“七月派”小说显示了这类小说表现生活时代性、社会性不断深化的历程，并对当时小说界产生重要影响。遗憾的是，及至四十年代中后期，这种探索随着对“胡风小集团”“主观唯心论”的批判而停止。同时上述另一类小说探索又受到检查，最后也终于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