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煌煌的文化，犹如黄河源源不断，滋润着一代一代炎黄子孙。尽管历史反复周折，但传统文化根植于这片黄土地，执拗地驾驭着人们的心态结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审美意识。这一点，深深地体现在中国“五四”以来的现当代作家和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中。以“五四”文学革命为标志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以反对传统文化和文学为开端的，一大批文化干将不遗余力地反传统，甚至不惜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全盘西化以否传统。但这一切只能为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和新的活力而已，作为一个民族生存之根的传统文化又怎能全盘否定得了呢？鲁迅是斗士，反对传统文化何其坚决，但他笔下竟也发生出《朝花夕拾》等冲淡明丽的篇章，竟也有《故乡》、《社戏》等充满牧歌情调的小说，在这“低头思故乡”的刹那，不正透露出他心底那股中国传统文人所特有的乡土意识和怀旧情结吗？郭沫若的《女神》曾将传统文化撕得粉碎，但他的《星空》诗集又显出风花雪月中消解苦闷的倾向，这不正是中国传统文人特有的入世与出世双重矛盾心态的显现吗？郁达夫以生命的绝叫来反抗封建文化，但其笔下也生出《迟桂花》这样如诗如梦温馨浪漫的“世外桃源”，这里不也看出古之陶渊明、王维的影子吗？更不用说废名（即冯文炳）和沈从文了，废名沉浸在童年幻美的回忆和乡村自然之中，沈从文的灵魂则一直徘徊在潇湘烟云、空山夜雨的湘西世界。这正寄托着他们心里所沉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情怀和审美理想。尽管他们都曾极力挣脱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艺术的因子仍沉淀于他们的深层意识之中，使他们昂首阔步时，不时会露出传统文化的尾巴。而废名、沈从文、汪曾祺、何立伟、阿城等五位现当代作家则又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回归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了，这就是本文所说的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古典主义倾向。虽然这些作家的创作，时代感和社会功利相对匮乏，对现实人生更超脱些，但它们所提供的艺术现象和文学价值是不容忽视和抹杀的。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所包蕴的文化内涵及其灵活多变的小说形式，废名的诗体化小说，汪曾祺近乎清人随笔的文体，何立伟那典雅清丽的文体独创，阿城的古典特质，都那样地别具一格，为现当代小说开拓了一片独特的艺术天地。近些年来，对这几位作家的研究渐渐热闹起来，但常局限于对个别作家微言大义的评论研究，尚未能把这几位作家当作一个共同的文学现象加以阐释，以找出某种规律性的存在。在此，本文正欲追根溯源，开掘这类小说共同的文化背景和表现形态，以展示它们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秉承与拓展。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世外桃源”模式；二、山水自然意向；三、怀旧情结与乡土意识。 1 作家的创作源于内心的驱动， 其作品风貌取决于感知世界的方式和审美心态结构。上述五位小说家，尽管沐浴过西方现代文明的春风化雨，但其根本的意识结构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象废名，这样一位超绝的现代小说家，沐于西方文明，置身现代社会，但他却自觉地“平静而坚定地回归到中国文化的乡土”〔1〕之中。据他自己回忆，也最是喜欢孔子之书，陶渊明之文，而且“躲起来写小说乃很象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2〕。的确，他们的心理原型上是古典的， 感情深处流淌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这正是我们探究其小说世界的出发点。 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文化思想。其人生哲学是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思想核心是“仁”，主张以血缘为基础，以家庭为结构单元，建立在朴素人道主义感情上的社会模式。这个温情脉脉、井然有序的社会理想，迎合了一代代人纷繁乱世中祈盼和平安宁的心理，成为人们翘首以盼的温柔梦乡。这一社会模式，在中国古学《礼说·礼远》中进一步理想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世界大同”的社会空想。如此理想，经过文人墨客的演化与诗化，乃形成东方式的美丽的“乌托邦”社会空想。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作家托马斯·莫尔笔下的“乌托邦”不同，托马斯·莫尔笔下的“乌托邦”是建立在对欧洲资本主义产生初期私有制吃人社会黑暗的反抗基点上，渴望一种人间大同、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个体小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空想社会。而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始终是农业社会，资本主义工业始终没有扎下根，因此，中国文人眼中的“乌托邦”社会理想就是农村自然经济基础的宗法制社会模式。这一理想集中体现于古代陶渊明所描写的《桃花源记》中：那个没有纷争，没有等级差别，没有贫富悬殊的地方，世界大同，人人古道热肠，和谐相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被后人称之为“世外桃源”，这就是中国东方式的“乌托邦”。生活在黑暗、专制、残酷、没有人道的封建社会的文人骚客，他们笔下一再编织着美丽的梦幻，反复吟唱着乡村田园牧歌，不正显露出他们对现实的失望和对“世外桃源”社会理想的依依深情和留恋吗？ 这种深情和留恋，岂止是古之文人墨客？在某些现当代作家中也表现得如此强烈。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自然古朴的乡村社会，勤劳纯美的人性，温良和谐的人情世态，率直爽朗、夹杂着原始生命力的人生状态，正是古代宗法制乡村社会理想的缩影。而废名的小说天地，是一个美丽的梦幻，是一曲诗情画意的田园牧歌，是真善美的理想境界。无论是《竹林的故事》中老程的住家，《菱荡》中的陶家庄，还是《桥》中的史家庄，处处是“东方朔日暖，柳下惠风和”式的平和与宁静，人与人之间友善和谐。这里的人们，不论“儿童、老妇、壮汉、和尚、尼姑，无一不可爱，无一不是和平快乐地过日子”〔3〕。 汪曾祺对高邮生活的眷恋与描写，阿城《树王》、《棋王》、《孩子王》中乡村生活描写，也仿佛将我们拉回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古代农村自然经济社会。“世外桃源”般的社会画面，清新美丽的田园牧歌情调，即“世外桃源”模式，正是现当代小说中古典主义倾向小说所共有的表象世界，是这类小说继承传统艺术精神的第一个美学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