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处于传统的结构秩序解体和新的价值体系构建的转型时期，文化失范的困顿境遇使传统由士而仕的知识分子的角色职能发生逆转，一向在社会肌体中依傍主流文化，实现其济世理想和道德化身形象的士人逐渐衍化为疏离社会的边缘人，传统文化价值的迷失和生存空间的陡然局促迫使知识者改变固有的行为方式，寻求新的人生座标。在西方文化的浸润下，西方社会结构中知识者的价值定位显然影响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选择，创造文化原型、影响社会变革，扮演意识形态中坚角色的人生取向被认定为区别于传统士人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能。如此角色的确立并不意味着传统文人意识的终结，而是在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入世的意蕴上展示了与士文化传统的一种亲缘。坚持着启蒙主张和社会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孤独感和边缘感的出现，更多是因为他们与当下的文化境遇产生了一种深刻的裂隙，表现在渴望入世却又无力介入现实的内心搏斗上，表现在他们的理想追求与主流文化取向之间难以弥合的价值差异上。因此，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就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在精英意识与被社会拒绝接纳的困境中，在拥有启蒙话语和面对现实时常发作的失语症的尴尬状态中，进行着艰难而漫长的精神探索。表现在文学领域，塑造得最为丰满的知识者形象就是那些立于社会边缘对人生持有浓重悲剧感，时时对自我社会角色进行反思的人物。这类形象多与作者自身经历血脉相连，主人公的心灵历程往往成为作者的一份精神自白，可以说，这些知识者形象及其创造者共同撰写了一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苦闷与觉醒、悲愤与欢欣、失落与新生的鲜活的心灵史。特别是他们在特定的文化情景中，由于所持守的入世精神和理想追求被时时消解所呈示出的孤独、愤懑、焦灼的“情感方式”，以及几经挤压被迫居于社会局外的边缘人心态，更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 一 簇拥在“民主”与“科学”旗帜下的“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以一种激进的姿态毁坏着传统的权威意识和社会结构秩序，以昂奋的道德激情和清明的理性精神审视着民族传统文化的痼疾，同时比照西方思潮进行着价值重构工作。在启蒙呐喊获得广泛反响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社会批判者和启蒙角色的选择不无自信。然而，当“五四“落潮时，传统势力重新抬头，新文化阵营自身分化，启蒙呼声转为低落。他们痛苦地意识到启蒙思想在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面前的萎缩状态，也意识到当他们以现代知识者的理性精神、敏感的心灵反抗日益没落的社会时，不健全的社会机制也没有相应的领域容纳他们的存在。这就使他们立足社会的角色选择出现了一种错位现象。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大多呈示了这种游离于社会局外的苦闷、彷徨的心态。 一个曾经敢于拔去神像胡子的热血男儿，如今却神情颓唐，模模糊糊地教授先前鄙薄过的“子曰诗云”；一个曾经处处以“异样”面世的叛逆者，如今却为稻粮谋，“躬行起先前所反对过的一切”，这反差极大的行为方式出现在鲁迅笔下的吕纬甫、魏连殳的身上。这两个形象集中体现了“五四”启蒙思想落潮后鲁迅的精神特征。应当充分注意此时鲁迅小说叙事结构中出现的那个叙述者“我”，“我”不仅推动和参与着情节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的思想意识同主人公心灵进行着双向交流，彼此间的诘难，呈示着两种可能的又难以确认的人生选择，这种叙事结构的论争关系实际体现着作者自身面临的对两种不同的生命存在方式抉择的质询。可见，“我”代表着作者的另一个自我，反映了作者精神世界的两个侧面，有着作者情感体验和现实境遇的真实投影，展示了知识者在当下文化情景中的角色转换。 在充满返观自身意味的形象塑造中，鲁迅对自己“五四”时期充任启蒙思想家的社会批判角色进行了深刻反思，对自我价值进行了重新评判。他曾在大革命失败后这样说道：“……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①]，而且更以自己的社会批评仿佛射入大海的一箭作喻。不管这些言辞渗透了多少情绪化的激愤，都真实地道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无情现实的挤压下身处边缘的痛苦，道出了对自己原本认定的社会角色的怀疑。在创作于同时期的散文诗《过客》中，那走上荒村野路的疲惫旅人啼血般的心灵告白，再一次凸现了鲁迅对自己这一代背负着过去与“回忆”重担的知识分子未来前景的深刻忧患，过客形象的现实所指和隐义指涉成为鲁迅对自我角色评价的主要负载体。过客已是社会的局外人，生物进化链条中的中间物角色必然忍受在启蒙呼声衰微之后的精神苦役。此刻的鲁迅似乎进入了“无物之阵”，面临的一切都是寂寞与无聊。过客不知所终的漫漫孤旅、吕纬甫的飞蜂转了一个圈子又回到起点的比喻、魏连殳被视为异类不能见容于世俗的孤独，都成为鲁迅努力扮演某种社会角色却不被社会容纳和认同的心理外化形式。 吕纬甫们的失落，意味着以社会的批判者和民众的启蒙者身份介入人生的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同时也意味着对积淀在他们心理结构中的传统文化角色意识的省思。中国传统士人一以贯之的行为方式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②]，文人的最佳角色选择即书生——士大夫的二位一体，入仕济世、修齐治平是人生价值的最终实现，试图将承载的文化价值转化为现实领域的实际运作，依傍政治权威意识而成为主流文化的中坚。当然，传统知识分子的济世主张和道德人格的实现取决于同权威意志的契合程度，如果二者失去了默契，文人被迫从社会文化中心抽身离去，那么失落的文人之心也只有发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悲叹了。坚持启蒙话语和社会批判立场的现代知识分子显然不可能去寻求与所身处的现实文化境遇的契合，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社会边缘人的位置。正如一位学人所说：“正因为他们是社会时代的批判者和代言人，故他几乎必然地是与当权者相抵牾的。也因此他必然是孤独的、疏离的”[③]。鲁迅青年时期就发出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在留日期间确立了以文艺的形式唤醒民众的历史责任，“五四”时期又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④]的启蒙主张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然而，“五四”那个特定的时代氛围为他施展抱负提供了一种机缘，却没有提供将动机转化为结果的现实条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他所反对和批判过的一切依然如故，自以为震聋发聩的呐喊却没有唤醒“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死水般沉寂的社会在一阵微波过后依旧归于平静，这怎能不使惯于运用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看待人生的鲁迅感到一箭之入大海似的悲哀，怎能不促使鲁迅对曾经充任的社会角色产生一丝疑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