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发端，大批狂人性的文学现象迅即占领文坛，从而开始了暴风骤雨般令人心神俱栗的20世纪文学旅程；当20世纪的黄昏降临，狂人纷纷老去，白痴一一安居主流，丙崽和他的兄弟们在文坛上招摇过市，形成了引人侧目的文学现象。从世纪初鲁迅、郭沫若、高长虹笔下的狂人到世纪末韩少功、余华、苏童手中的白痴，20世纪文学精神显然发生了某些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转折蕴含着什么？预示着什么？代表着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性话语蜂拥而至，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之深思。本文就此展开议题，并试图有所回答。 现代狂人的“现代性”伊底情结 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20世纪文学中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一个文学典型，他以对人吃人现象的发现，对吃人历史的概括、救救孩子的凄厉呼声以及狂放的反抗／叛逆意识而著称。《狂人日记》后，鲁迅又在“长明灯”中塑造了第二个狂人形象。这两个狂人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思想型狂人，以大无畏的勇气斩断任何传统脐带，彻底孤立和放逐自己于精神飘流状态；后者是行动型狂人，以拚死的决心搅乱现存秩序，不惜将自我置于看客的白眼包围中，作基督式献祭。魏连芟、吕纬甫是第一类狂人的灰颓，阿Q则是第二类狂人的拓展。与鲁迅的写实性狂人不同，郭沫若更多是诗性狂人，《女神》第二辑以笔走龙蛇的狂人气概喊出了时代强音，抒发了世纪初文化巨人和国民面对新世纪的满怀狂喜和气吞山河的胸襟。“凤凰涅盘”“天狗”“匪徒颂”“巨炝之教训”“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以满篇的狂人气质，诅咒和破坏旧物，呼唤创造精神，极为夸大自我欲爆裂的心灵力量，蔑视一切传统权威和偶像。高长虹则在“狂飚之歌”中直抒狂人胸臆。“朋友！你们将要笑我狂吗？庸人其所不知，则谓之狂热，你们真是庸人啊！我最大的希求，便是远离你们而达于狂人之胜境。无广大之灵魂者，必为狂人之所以摒弃，我将使你们于被摒弃之羞辱中，而得卑下的自欺的自慰”。鲁迅、郭沫若、高长虹的狂人写作，完整地勾勒了世纪初狂人的历史意识、现实观念和主体态度，它向我们表明，世纪初的确是一个需要狂人而又产生了狂人的伟大时代。 问题是，缘何世纪初文学精神会以狂人形象作代表？最直观的原因也许是尼采活力论哲学和超人思想在本世纪初的广泛流传与接受。关于尼采给鲁迅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尼采无畏的悲怆、对一切古老和垂死之物必然毁灭的冷酷重申，对勇敢和幻想之力的强调，对超人精神的赞叹都给鲁迅的思考方式以最大的推动力。鲁迅《野草》中孤绝的个体就留有深深的尼采风。郭沫若供认表现主义作家妥勒的《转变》、凯若尔的《加勒市民》是他最欣赏的作品。而表现主义研究者弗内斯指出，任何表现主义思想都是源于尼采对自我意识，自主和热烈的自我完善的强调。高长虹的狂飚宣言则无论从形式文体还是从内容上都是拟尼采式的，充满超人式情绪，尤其是那种高人一等、睥睨一切、彻底沉入自我得救狂喜的情绪更直接是尼采哲学的挪用。 将视野放宽，我们又会发现，狂人出现不仅是因为尼采，更是西方20世纪初年狂盛的现代主义思潮对于我国知识分子冲击的结果。现代主义研究者欧文·豪指出，要为现代主义下定义，必须用否定性的术语，把它当作一个“充满一切的否定词”。他写道，现代主义“存在于对流行方式的反叛之中，它是对正统秩序的永不减弱的愤怒攻击”。欧文·豪的这种现代主义指认基本上符合世纪初狂人对于现代主义精神的接受视野。狂人正是在现代主义反叛中发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与依据，从而坚定地反叛一切历史理性和工具理性体系。 不过，用尼采和现代主义解释狂人的出现，仍嫌浅陋，因为狂人并不单纯是一个西方文化的投影，它富含更多本土内容，带有更多揭示本土世纪初文化本质的深邃思想。而要回答、认识狂人的这种深层文化心理，我们必须把狂人放到1840——1919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本土现代化历史中加以考察。 1840——1919年是本土文化理性精神发生转型的关键时期，它包括洋务运动、启蒙运动、五四运动三个阶段性发展成果。 尽管洋务运动是个失败的运动，但它作为第一个认识到天朝神话体系破灭并开始承认本土乃第三世界弱国从而亟须学习西方的文化群体运动，因而是本土文化理性转型发展不可忽视的起点。洋务运动为第三世界精神观念提供的一个永久性话题即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但洋务运动的第三世界现代化话题主要是一个追慕西方16——18世纪工业化成功先例的单纯物质现代化运动，它片面地将第三世界现代化奠定在物质的层面，而非全面的物质／意识层次，因此，洋务运动本质上是一个没有现代理性深度参与下的物质运动。 严复、康有力、梁启超等启蒙知识分子继承了洋务运动的现代指向性，却将现代化的主题意指由物质的尺度转化成了精神的尺度，即他们普遍将第三世界弱国的观念认同为意识／心灵现实，从而以为本土急迫现代化的形象不是科学技术的推进而是国民精神、思想和心灵的改造。在此前提下，启蒙知识分子将本土现代化革命改写成本土现代性追求，现代性作为一个精神概念主要指用西方古典理性、社会进化观、民权论、开明专制政治论对本土进行智慧启蒙，因此，启蒙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成果大致有三：一是用进化的观点指出传统性必须让位于现代性，传统必须发生创造性转换；二是发现了国民性弱点，指斥传统文化的奴隶性、愚昧性、自私性、虚伪性、怯懦性和保守性是本土现代性的死敌；三是以现代性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梁启超指出中国世道人心的败坏，与儒家学说千年正统关系莫大，“秦汉而还，孔教统一”“强一国之思想，使出一途，其害于进化也莫大”，他号召用公德、国家、进取、权利、自由、自治、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等一系列现代性观念改造旧道德、旧文化，使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现代化的新国民：“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立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为世界之民而非陬俗之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