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进入80年代以来，台湾新女性文学异军突起，自成格局，一批作家以现代社会知识女性群体觉醒的姿态，再创了台湾新女性文学历史的辉煌。新女性文学的强烈的反叛精神，对传统文化积淀予以揭露，对男权中心秩序进行颠覆；新女性文学以直面人生的现实精神，从婚姻结构、家庭模式、爱情观念、事业前程等问题切入，写出了台湾妇女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之间角色转换的难题；新女性文学以重建与再塑的积极导向，塑造出一大批充满现代精神的女强人形象，以唤起女性勇于不断发展自我，完善自我。 进入80年代以来，台湾文坛出现了多元化的创作趋势，现代派文学或乡土文学一枝独秀的局面成为历史。新女性主义文学于此时的异军突起，不仅来势迅猛，自成格局，更以鲜明的女性意识和丰富的社会人生内涵，扬起女性前卫的旗帜。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现象，新女性主义文学在作家群体、创作数量、小说品位、社会影响等方面，大有垄断台湾文艺界畅销排行榜首之阵势。对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进行考察，我们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台湾当代文学创作的历史流向中，女性文学为严肃文学的一种表现形态，它区别于琼瑶、华严、姬小苔、玄小佛为代表的女性言情小说；作为充满鲜明性别意识的创作现象，它又不同于男作家笔下的妇女题材和出自于女作家之手的所有作品。总体看来，以女作家的切身体会描写女性的自身经历、生命方式和情感体验，以不同于男人的女性价值观来更正现存的价值观，以女性独特的感觉方式来探讨女性自身的性别，以企图超越男性话语的个性化的女性话语来写作，构成了女性文学的基本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观照台湾女性文学，她就有了比较严格的创作界定。 女性文学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条件，女性文学的内涵有它独特的性别意识和文学素质。发轫于50年代初期的台湾女性文学，离不开现代知识女性的成长和作为人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它与大陆迁台的女作家群体对“五四”以来的女性文学传统的继承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不断吸收20世纪以来西方女权主义的思想影响，同时又立足于台湾本土的文学环境，这使台湾女性文学以自己的风貌独立于世。追溯台湾女性文学的历史，它是在萌生与发展、创造与丰富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了80年代新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繁荣。 50年代，可谓台湾女性文学的奠基期。以苏雪林、谢冰莹、张秀亚、琦君、林海音、孟瑶、郭良蕙、徐钟佩、钟梅音、繁露、张漱菡等人为代表的女作家群，对台湾女性文学的发展功不可没。这群来自大陆的台湾女作家，在自身命运的转折点上来创作，对故乡女性人生命运的忆旧和对台湾女性生存境遇的感怀，就成为她们共同关注的内容。林海音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女性文学作家，她的作品，从清末民初的北平社会到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实，“历史的推移、社会的蜕变、世事的沧桑，皆透过女人心身来寻觅表现。”[①a]金鲤鱼永远跳不过妾的“龙门”，甚至不能在儿子的婚礼上显示一次母亲的存在（《金鲤鱼的百裥裙》）；朱淑芸为冲喜而受命结婚，成为寡妇人生的殉葬者（《殉》）。形形色色的婚姻故事与命运遭际，写尽了男性社会强权下被封建礼教所摧残的女性悲剧。50年代的女作家创作，主要描写受屈辱的女性人生，它虽然蕴含了反封建的思想意义，但哀怨的控诉多于积极的抗争，人道主义的关怀超过女性意识的观照；其女性形象仍然是被社会命运所左右的走不出父权家庭的一群。 六七十年代，是台湾女性文学的发展期。在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影响下出现的学院派女作家，充分显示了文学的创新精神。从陈若曦的《妇人桃花》、《灰眼黑猫》、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欧阳子的《花瓶》、施叔青的《壁虎》可知，她们对女性命运的考察，由外部存在形态的描述转向内部本体生命的发掘，由一味的控诉揭露转向对世俗伦理道德的大胆挑战。其创作更多地侧重于人性、潜意识、性心理对女性人生的影响力量，表现方法也从传统的现实主义，一变而为象征的、暗喻的、意识流的现代派文学创作流向。这种女性文学创作的实现，主要诉诸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技巧的借鉴，而非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观照，其女性解放的社会意义的传达，自然受到一定的局限。 80年代以来，台湾进入了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勃兴期。曾心仪、李昂、廖辉英、吕秀莲、肖
、朱秀娟、袁琼琼、苏伟贞、蒋晓云、李元贞、杨小云等人为代表的女作家，以现代社会知识女性群体觉醒的姿态，再创了台湾女性文学历史的辉煌。新女性主义文学面向社会的现实性、关心普通女性人生的大众性、以及引导女性意识的前卫性，使它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力；不仅作品读者甚众，许多作品的题目，如《自己的天空》、《不归路》、《陪他一段》等等，都以社会大众流行语的形式而颇具传播效应。新女性主义文学于80年代的崛起，原因有二：其一，在台湾社会工商化的过程中，女性大众文化教育水准与就业率的提高，带来了女性人生背景与女性角色的转换。现代知识女性群体的扩大，为文学反观女性自身命运提供了历史的契机；由闺阁走向社会的角色变化，使女性面临新天新地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遭遇着工商社会与男权传统的多重症结。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勃兴，正是台湾女性所面临所选择的生存境遇的反映。其二，女权主义运动的思想影响，为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勃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背景。直接受到美国当代女权运动冲击的吕秀莲，70年代初留学归来后大力倡导台湾新女性主义运动，她开专栏，设热线，组织演讲，出版书籍，参与时政，成为亚洲当代女权运动的“第一人”。台湾新女性主义运动的内涵，已经不再仅仅是解决女性人生疾苦、婚姻悲剧和经济独立的问题，它升华到以男权统治的批判和女性自身的完善来建立两性和谐的社会，以女性的社会参与、人性自由和精神建树来实现女性解放的更高层次。80年代脱颖而出的台湾女作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这种新女性主义的洗礼。李昂曾经直言：“我不否认我受到女权运动者的影响”[②a]，吕秀莲和李元贞则是从新女性主义运动走向新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新女性主义的思想启蒙，带来了新女性主义文学富有前卫意义的探索，也使它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女性文学的创作新质和作品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