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乡下人”为审美主体的创作活动赋予了京派作家一个相同的共性：抒写乡土时的抒情和依恋与审视城市时的嘲讽和厌倦，这嘲讽不是用直露的方式来实现，而是遵循“和谐”、“适度”的审美原则。象征与反讽就契合了这种审美特点，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实现了京派作家对城市的文化审视，使人性的异化现象得以鲜明而集中的表现，象征与反讽构成了京派作家城市小说内容与形式相互和谐的整体。 关键词 象征 反讽 京派作家 城市小说 京派作家[①]都是依从传统、崇尚自然的文人，以“乡下人”为审美主体的创作活动赋予了他们一个相同的共性：抒写乡土时的抒情和依恋与审视城市时的嘲讽和厌倦。在他们的小说里，城市与乡村是一组互相对立的文化符号，乡村代表着人性的自然和质朴，城市代表着人性的扭曲和沦落。因而，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没有抒写乡土时那种牧歌式的情调，雅致的古典趣味和潇清的浪漫遐想只能落实在他们的乡村梦影里。他们对城市的关注抛开了具象的城市生活本身，停留在人性变异这一聚焦点上，其小说文本就是站在乡村立场反观城市，面临现代城市人性异化现象而产生出来的“城市厌倦”与“乡村依恋”。他们“反映乡土，使用的是抒情笔墨，当他们以乡村中国的眼光，转过来面对城市时，便不禁露出嘲讽的尖刺”。[②]但是，这嘲讽不是用直露的方式来实现，而是遵循自己一贯的艺术主张，从“和谐”、“适度”的审美原则出发，把外界与自我拉开一段距离，使物化的观感变成审美的凝聚，让物我之间有一片广阔的空间，容意象和哲理流动。象征与反讽，恰恰与京派作家的审美理想紧密契合，成为京派作家城市小说艺术构成的最重要的特征。他们避去了文字表面的热情，一方面，用富有寓意的象征传达了自己的审美观感，另一方面，对城市人生的审视则是通过反讽来实现。 一、象征 人的内心世界与外在的客观世界存在着一种契合关系，艺术的象征、暗示、烘托、对比和联合，可以把两个世界沟通起来。 在京派作家的小说里，象征是他们艺术神庙最巍峨的支柱。京派巨子梁宗岱曾作专文《象征主义》[③]论述这一理论问题。象征如一座桥，它把京派作家的现实观感凝聚在一方艺术天地中，我们可以由此迈步，悄然潜入京派小说异彩纷呈的境界里。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把它们分为总体象征和具体象征两部分。 总体象征来自京派作家的人生观，在哲理意义上，包含着他们对世界人生的感受和理解。城市和乡村，在他们的城市小说里，是一组对立的象征体，他们固执地把乡村和城市抽象化，“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④]乡村，是他们心之所系的理想；城市，就是堕落和丑恶的人生舞台。苍白和虚弱，作为城市人的文化心理在沈从文笔下出现时，其象征意义就昭示了“城市文明病”：缺乏生命的元气，缺乏人性的真实。总体象征，表明他们对乡村与城市的双重超越，由此可见他们对人性的寻求以及对人性没落的痛楚和焦虑。这种象征超越了语言而存在，不仅停留在纯理论的意义上，而是溶入了小说的血脉，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具体象征的参照系。 具体的象征由文体而展示，通过审美思维所创造的融汇着主体感受的意象来实现。日常生活的表象总是隐秘地存在着一种更丰富的意义，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这种意义的存在。意象，就是作家表达那种寄寓于事物的形象中又超出于事物自身的“内心的最高真实”的手段。它是象征的载体，作家通过它实现艺术向往。京派小说通常都是通过意象的营造来实现象征的意蕴。但是由于他们独特的文化取向，其乡土小说和城市小说的意象氛围也各不相同。 废名和沈从文的小说里，城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对峙决定了他们小说意象的流变。在乡村世界里，他们以一种沉醉的姿态让理想在里面遨游。乡村，是以梦境的形式出现。“对于一颗感觉敏锐、想象丰富而且修养有素的灵魂，醉、梦或出神——其实只是各种不同的原因所引起的同一的精神状态——往往带我们到那种形神两忘的无我底境界。……一种超越了灵与肉、梦与醒、生与死、过去与未来的同情韵律在中间充沛流动着。我们内在的真与外界的真调协了，混合了，我 们消失，但是与万化冥合了……”。[⑤]沈从文和废名对乡土的深深沉醉，使他们不注重某一实物和某一抽象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他们所看重的是浮现于整个艺术画面之上的某种“境界”。 废名的《桥》、《竹林的故事》，寻求的就是整体的诗意。他把人和景物融为一体，透过宁静、平淡、悠远的山水田园让自己的直觉与潜意识在这种意境氛围里无限地伸展，从而得到“灵根透脱、梅子成熟”（禅宗语录）的美感表达。京派的首席批评家李健吾就曾说过：“他（废名）追求一种超脱的意境。意境的本身，一种交织在文字上的思维者的美化的境界，而不是美丽自身。”[⑥] 受了废名影响的沈从文，在他的湘西世界里同样以意象烘托来实现其象征意蕴。他借《边城》等小说构筑了一个理想境界，《边城》中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已经超越了人物本身而成为作者理想的化身。她们的内心图景，融入了作者的人生感慨。翠翠对待生命和爱情的自然之态，夭夭那种无拘无束的生存方式，都在小说中组成了梦境般和谐的景象，它不是具体可感的，却以一种朦胧而美丽的意象笼罩着全篇。作者借意象抒发的人生情绪与意象本身的内涵达到了完美的契合。 在城市小说里，他们象是从乡村的理想国骤然回到现实人生，抒情的气势减弱了，其意象构成也由整体的诗意氛围转入了哲学命题（虽然沈从文反对在他的作品里找哲学，也不承认他的小说中有高深的哲学，但他的城市小说的确是他从哲理意义上表达的对城市异化现象的观照）。李健吾说：“《边城》是一首诗，是二佬唱给翠翠的情歌。《八骏图》是一首绝句，犹如那女教员留在沙滩上的神秘的绝句”。[⑦]《八骏图》是沈从文城市小说中最好的一篇，小说写得非常含蓄。故事发生在海滨青岛，作者就用海作为象征主体，借海的灵幻飘渺、扑溯迷离烘托教授学者的奇特“病症”，作者的职志并不在海，却在借海增浓悲哀的分量”。沈从文的城市小说往往略去景物映衬，这也许是他有意制造的效果。城市人远离自然，生存方式已被“现代文明”扭曲，于是他的描写就直入这种庸常的人生百态中。《八骏图》却例外，一开篇，就渲染了海的神秘。作者的意图有两点：一是用海的变化莫测象征人生的变幻无常：一是用海的美丽象征合乎自然的生命活力。那些教授学者就在对海的抵御和坠落里，被剥去了一层层虚伪的外衣，“裸露一个无常的人性”。小说的象征寓意还以暗示的手法出现，学校的听差老王和主人公达士两次相见各提到一本小说，一本是《投海》，一本是《离婚》，两本小说暗示了达士的心理变动：他将如何面对海的诱惑。黄衣女子也暗含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她不仅象征着情欲陷阱，而且还是海的具象化，暗指人生无常，充满诱惑，也暗指一种鲜活的生命力量，知识阶级将为此卸下道貌岸然的假面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