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女性文学自新时期以来就是文学天地中一块富有生机和意趣的田园，本文通过考察九十年代女性小说艺术空间的流变，庶几可望使人们感触到我们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进程的脉动。 新时期之初特殊的文化境遇使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潮，诞生其中的女性文学也自然而然地涂上了一层相似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然而这一话语传统在历史迈入了九十年代之后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接轨带来了社会文化结构的剧烈变动，民间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活跃使悬置在历史叙事上的青果纷纷坠落到民间生活丰厚的土壤里，杂然并存的社会景观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更为生动丰富的文化空间。随着启蒙叙事的结束，女性小说也不再是一个完整有序的艺术天地，大写的人的故事已经讲完、面对斑驳陆离的日常生活场景，她们向何处去？ 也许是女性天赋的敏感，女作家们往往能够最先感受到社会生活走向的某些微妙征象，以小说的形式描述出一副我们身处其中却熟视无睹的生存真相。八十年代后期的新写实派代表人物池莉就具有这种或许是无意识的文学预测能力。她的《烦恼人生》、《太阳出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不仅参与倡导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学流派运动，而且也为她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的创作埋伏了机缘。池莉并非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超越型作家，对于凡俗人生的机智认同使她找到了自己的最佳写作姿态。她执著于平民社会普通人的流水生活，耐心体贴地讲述着小人物的苦乐悲喜，在极为流利晓畅的叙述语言背后是池莉为庸常之辈和寻常岁月辩护的写作立场和审美趣味。写出转型社会中的平民意识是池莉的小说赢得众多读者的精神机制，也是她文学创作的主要审美贡献。 平民意识是九十年代女性小说艺术流变的一个突出取向，方方、范小青等女作家的作品也具有此种特色。女性小说这种审美流向的动因显然依赖于市场经济下市民社会的凸起，市民社会特有的文化观念和美学趣味为此类取向的女性小说提供了广泛有力的支持。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尽管这种平民意识的取向给文学带来了许多新的生存机缘，然而某些小说却缺乏一种清醒自持高标独立的文化坚持立场。她们往往仅仅满足于对民间世态的描摹和传达，创作主体在文本中的隐退并没有掩盖住对商业社会中低格调的无奈与认同。在经济杠杆作为精神主轴的商业时代坚守一种文化关怀立场无疑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悲壮的，它需要崇高的人生信念的支撑和清醒的理性贯注精神。现代文学史上以平民意识主导写作的不乏其人，比如老舍，他在描摹老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时候，就从未放弃过文化批判立场。他的作品不仅仅是老北京市民社会的生动留影，那渗透其中的理性批判意识才使其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而九十年代采用平民视角的女性小说的艺术空间却往往缺乏那种清醒审慎的理性自觉，因而也就少了一些沉实与厚重。 二 民间话语以其强大的吸纳能力将多种女性写作包容其中，这里所说的民间是与国家概念相对而言的。民间文化形态是指在国家权力控制范围的边缘区域形成的文化空间，它并不是一个崭新的存在，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它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由于国家话语的严格控制，更多的时候它作为一种潜在的隐形结构存活于单一的话语系统之中。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强大刺激使原来处于隐形状态的平民阶层凸现出来，民间话语也逐渐跃出了原来的文化层面呈现出本真的样态。除却以池莉为代表的平民意识取向的女性小说类型，民间话语在九十年代的女性小说中还表现为两种选择倾向，一是以迟子建为代表的以扎实的现实主义手法书写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间视角的摄取赋予作品以饱满的生命力度；一是以徐坤为代表的对学术殿堂中的种种风景的描绘，她以自己的作品逐渐抹去了知识分子头上的灵光圈，将他们还原成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甚至卑微尴尬的真实个体，作品充满了谐谑、反讽的机智和解构与还原的戏剧效果。 迟子建的第一本小说集《北极村童话》就以其对土地与生命的挚爱和对人心的独特解读显示了她作为一个作家的优秀素质。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她坚持了对故土家园、对土地上朴素的生命和爱情的执著表达，由于作家本人生活阅历的渐次丰富和生命体验的深化，迟子建的作品也逐渐走向了开阔与沉实。她以作品向人们表明了这样一种讲述姿态：她把读者当作了可以信赖的知己，她沉湎于故土上生发浸润的温厚、良善、朴素和忠诚，在一个个澄澈醇厚的故事中书写着自己的心灵，而这心灵显然是受了那块土地的顽强坚韧的生命力的诱惑和鼓舞，因此迟子建的作品焕发出了女性手笔难能可贵的生命热力和思想力度。对土地的钟情使她不自觉地采用了民间的观察视角，生活本身的色彩和亮度成为迟子建小说艺术的支点。“土地”情结的缠绕使迟子建的小说在逐渐发达的商业社会中呈现出一种既古朴幽远又鲜活灵动的审美愉悦。 对于当代文坛来说，徐坤还是个刚刚崭露的名字。但她以集束方式推出的作品所显示出的创作实力，她对“高知阶层”剔骨入髓的剖析与嘲讽，她那反串男性角色的潇洒和不露声色，以及她在小说文本建构中所发散出来的语言魅力，都引起了文坛的广泛瞩目。 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省察是徐坤小说特有的题材，不能否认，徐坤的成功里有着“题材效应”的因素。其实，揭示知识分子在商业社会中的生存处境的文学作品并非起自徐坤，方方的《行云流水》早在几年前就活画出了大学副教授高人云狼狈尴尬的社会边缘人形象，然而在当代女作家群体中，执著于对知识阶层的描绘并展示一种文化批判力量的，仍然要首推徐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