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要认真关注’95文学刊物的话，那么，他就会发现，无论是哪家文学刊物，登载反映最新现实生活的中短篇小说比以往大大增多。这一方面是因为，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作家对最新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表现已经较有把握；另一方面，最新现实生活的丰富复杂，多姿多彩，也向作家发出了召唤，吸引他们艺术地作出反映。因此，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在’95中短篇小说中有了不同角度的反映和表现。恩格斯说过，他从巴尔扎克那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致玛·哈克奈斯》）那么，我们从’95中短篇小说中“所学到的东西”至少不比从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少。通过’95中短篇小说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中国当今社会的正面和负面。 （一） 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我们的社会是往前、向上发展了，还是朝后、向下倒退了？这是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人们在公开场合或在私下场合争论不休的问题。小说家们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敏锐观察，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恰当把握，参加了这场争论，并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何申在《信访办主任》（《小说家》1995年第1期）中写了这么一个市信访办主任孙明正：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正义，为民请命，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称得上是一位新型的好干部，“反正咱实事求是”，这是孙明正的信念和行动准则。人间自有正气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气更加上升。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法律观念加强了，自主意识提高了，沙老太的错案错了三十多年恰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平反绝不是偶然的。《信访办主任》以其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提出了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一个时代要把千百万人带动起来去完成某个大业，需要做很多细致的工作，其中，倾听一些人对其本身及其身边事的反映与要求，为领导者的决策提供正确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何申：《在山庄的晨曦中》）这一思想正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行前后的千百个人物的命运和事件中提炼出来的，经济潮流冲击到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即使是远离城市的雪莲湾太极地（关仁山：《太极地》，《人民文学》1995年第2期）也因为发现了某种矿物泥可以制成美容品，而被外商看中作为投资项目一下子出了名。自然，外商前来办企业后又产生了不少新问题、新矛盾，但是，你不能否认，穷乡僻壤的太极地由于卷进了经济潮流而快速地向前发展了。市场经济大潮也冲击了干部队伍。《掌声继续》（邓一光：《长江文艺》1995年第2期）里的那个团市委发生了异动。曾经在共青团干了16年的唐道理，要到深圳去经商，于是他“又得从幼儿园干起”。即使是已经内定为团市委副书记的闻小凡，也“有时候觉得自己心神不定”。当原先是职业团干部、现在是“人人集团”总经理的范大业邀请她当他的副总经理时，她脱口而出：“不，如果我来，我更宁愿负责一个部门，我相信即使从头干起，我也不会比别人差！”这虽是她的一时“失语”，却也表明她也有过“下海”的念头。一些干部想弃政从商也并非坏事。事实上，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想当官的远远比想经商的多得多。从官本位转变为商本位，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进步。唐道理想重新“从幼儿园干起”，这种风险意识，并不是平庸之辈所能具有的。池莉的《化蛹为蝶》（《人民文学》1995年第8期）则以生动的故事和情节显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物欲横流。孤儿小丁在经商致富后，投资千万承包和改造了红星福利院。小丁热血沸腾地投入了孤儿院的建设。孩子们的住房比较现代化了，卫生设备也挺齐全。小丁率领孩子们栽树垦荒，塘里养鱼，地里种菜，养了五禽六畜。但他的生意也很红火，就连附近的几家法国汽车公司都只买小丁孤儿院的鸡蛋和蔬菜，并且都愿意出高价，因为它们是真正无污染的食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化蛹为蝶，绝不是个别的。“小丁现象”很有典型意义。纪实性小说《丰富一座城市的名字》（许谋清：《北京文学》1995年第5期）以确切的事件、真实的人物、并非虚构的情节，描叙了他的家乡晋江，“原来是土里刨食的农业县，不过十数年，今天，农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中的百分之几。人们赖以生存的一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是别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人们赖以生存的一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小说中说的，“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一个历史时期的开始”，指的就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结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开始。晋江的历史性的变化，正是我国十几年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缩影。即使是与外界较少接触、来往的人民解放军空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发出了躁动。郭兵艺的《躁动的天空》（《昆仑》1995年第5期）就描绘了空军的躁动。特技飞行大队长夏光，为了使长期没有表演任务的飞行员的士气鼓动起来，为了改变特技飞行大队经济上的困窘现状，带领特技飞行大队的部分飞行员在G市玫瑰花节上进行飞行表演。尽管G市出钱十万元的口头协议，后来被空军上级领导否定了，但司令员还是肯定了夏光的革新意识：“这是一支难得的队伍，眼下出国表演还不方便，但应该给他们机会，能在国内四处走动一下，别浪费了这支队伍……”。而夏光的妻子胡梦君则从另一方面肯定了解放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珍贵价值：“要说现在当兵的还值点钱的话，也就值钱在你们不能挣钱这上头。”既要革新，又不能挣钱，人民解放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改革，走的正是这么一条艰难而又正确的道路。 用不到再列举其它作品来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现实生活带来的深刻而又重大的变化。即便从上述中短篇小说中也可看出，当今社会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何等举世瞩目的成就！难得的是，它们不是以理论、图表、统计数字来说明的，而是在情节、场景和场面中流露了这一思想倾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回头路是走不通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名，理直气壮地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以为，这是’95中短篇小说在反映当今社会生活时的显著特色！ （二） 然而，我国现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是规范化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更存有不少空子，它们被一部分掌握权力的人所利用，于是出现了“权钱交易”、“权力经济”；尤其是我国的法制还不健全，一些人也就“无法无天”，胆大妄为；外国的腐朽思想乘机而入，腐蚀和毒害着一些人的意识；历史上的陈渣余孽也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中泛滥上来，封建的东西与西方思想中的腐朽东西纠结到了一起。这些，不仅是这些，又使我国当今社会中的负面现象十分突出。作家们对这些负面现象，有的是意识到了，有的是凭艺术家的直觉感受到了，发而为小说，于是他们在小说中揭露和抨击这些负面现象，旨在醒世、警世、觉世，及早清除这些影响社会前进的东西。这和单纯暴露生活阴暗面的作品是有原则区别的。 刘嘉陵的《焚书》（《收获》1995年第1期）令人怵目惊心。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楚耕耘，积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部《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但问世后书店里卖不出去，书价打了三折；更有甚者，他原先赠给友人的一本书，有他签名的扉页被撕去，竟被作为废品出卖了。楚先生悲愤难平，便把他的手头还有的、他曾为之骄傲的《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统统付之一炬，焚书前还给他的亡友、亡妻写了这么一些赠言：“老兄啊，这个世界已经不需要你这种诲人不倦的‘恩师’啦”（给亡友）；“你的宝贝儿子不像你在的时候那样愿意回家了，他跑到南方做生意去啦，愿财神爷保佑他。”（给亡妻）在我国转型时期，出现“知识贬值”、不重视人文科学的现象，必须引起重视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有的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贪赃枉法，接受贿赂。当绑匪们绑架了冯处长的女儿向他索要20万元时，他却心疼20万元而不心疼漂亮的女儿，以致他的女儿被绑匪杀害。在家庭里发生了这么大的惨剧后，这位当事人在电视屏幕上出现时依然是“一张文质彬彬的油脂分泌显然过多的胖脸”，“这胖脸似乎比谁都笑得灿烂安详。”（邹月照：《绑票》，《广州文艺1995年第10期）金钱已经扼杀了某些人的人性。在“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指导下，做电脑生意的灵感公司的大老板欧成威，竟指令下属于叶：你“设计一种病毒，这种病毒必须符合感染力强的唯一要求。然后我让他们拿到香港、台湾等地去传播。等感染的面积大了之后，我们立刻就推出防毒卡来。”对于这一非法指令，于叶严正地加以拒绝，而欧成威还要她“为灵感公司的利益考虑”。（钟道新：《指令非法》，《环球企业家》1995年第2期）在我们的社会里，竟也出现了利用科学来犯罪的现象！在农村，一方面是愚昧，另一方面是因为钻进了钱眼，老梅把买卖女人作为他的专业，当起了人贩子。他自己受到了劳改五年的处理，也害了买媳妇的金梁。金梁为追回他化钱买来的媳妇小艾，竟跑到外省小艾的家里向小艾她妈捅了刀子，因此被判刑十五年。（杨争光：《买媳妇》，《小说家》1995年第4期）买卖媳妇，是封建性的，女人成了商品，又是市场性的，两者丑恶地交织在一起。谈歌的《年底》（《中国作家》1995年第3期），则表现了某些国有企业在转轨中的“阵痛”。“厂里今年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并不容易。为了一千万元的合同，小李竟与廖主任的一个傻儿子结了亲。魏东元叹息着说：“一千万的合同啊，是小李拿自己换来的啊。”历史的进步，并不必然地以道德水平的下降为代价，但在九十年代，在转轨期的中国，有些企业，有些单位，为了生存，为了发展，确实出现过以道德水平的下降换取生存和发展的悲剧。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少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自我掉价。《大晴天》（沈嘉禄：《上海文学》1995年第2期）中的那批作家、记者就是这样。他们到处吃请、拿礼品。农民企业家麦克·李对他们说：“各位记者朋友，喜欢什么拿什么吧！”他们便轰地一下涌进了营业厅，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当有人宣布“五百元以上部分由自己负担”后，“这时大家又四处散开寻找低于五百元的目标。因为有了质和量的限制，寻找起来就更费心思。经营部里的空气明显沉闷下来。”在古代有人不吃“嗟来之食”，而这批作家、记者对“嗟来之食”，趋之若鹜，连起码的面子和尊严都不要了。《晚唱》（彭见明：《湖南文学》1995年第5期）中的那个音乐家成言，则与一位台湾来的阔老太同居。此后，“他是西装革履，衣冠楚楚，一改过去的不修边幅，有点小老板的味道了。昔日艺术家的散淡已消遁，这自然是那爱洁净的老太太改造的结果。”那批作家、记者们是自我下贱，而音乐家成言却是被台湾来的阔老太改造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