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末，我在展望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时，曾写过这么一段话：“它将是更加富有人生感的文学，它将更多地回到中国的大地来，回到现实中来，把少年儿童的生活作为人生旅途中的一段。而切入生活的途径将是多种多样的”。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获奖作品，似已显露了这种趋向。可以说这是现实主义的回归，但这种回归显然带着一种新的审美风格，清新如风，令人欣慰。 大地情结 所谓大地情结，就是对中国这块广袤大地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的爱，包含着对故土、对自然、对纯朴的情愫。 儿童文学作家们所刻划的少年儿童形象，出没在槐花香河水青的沅江水乡（（庞敏：《淡淡的白梅》），出没在辽南山区野鸽成群的河谷（车培晶：《神秘的猎人》），出没在长江三峡西陵峡北岸雄峻屹立的深山老林里（董宏猷：《十四岁的森林》），出没在冀东大平原上咕咕冒泡的暖水河边（丛维熙：《裸雪》）。而点缀其间的是一个又一个民间传说、民歌童谣，例如在丛维熙的长篇小说：《裸雪》中，各种儿歌、小曲竟有二十余首之多，散发出浓浓的民间文化的气息。儿童诗人满怀深情地吟唱“我们村庄的银杏树”；“望得见那棵高大的银杏／就望得见我们村庄了／我们村庄的炊烟和笑声／在繁茂的枝叶间袅袅地／升起淡蓝”（邱易东：《到你的远山去》）。字里行间荡漾着强烈的乡土感情。 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金曾豪的长篇小说《青春口哨》。我们随着那自由奔放的青春口哨，不仅结识了四个活活泼泼各有个性的男孩子女孩子，而且领略了阳澄湖边、虞山脚下的一路风光。跨塘桥下临河一长溜摆开的小吃摊，大林村和小林村那条名叫“舅舅”的河堤，那凉风习习、荼香阵阵的虞山茶村，还有“古老得像绢画”般的山前湖、古拱桥、十里亭，耸立在十里青山胸膛上那洁白的阳澄湖抗日烈士纪念碑，“像一个水上八卦阵”那样的阳澄湖芦苇洲，都被作者有机地组织到情节中去。传说故事也层出不穷，诸如萤火虫在龙身上安家、言子为孔子指路、船身钉上一枚金钉就可平安无事、葬着一颗金子头颅的将军墓地、跳进盐铁河用身体堵住堤洞的舅舅……等等。作者让富有历史人文内涵的景观集中出现，作为小主人公行为方式的历史文化背景，挖掘出了中国少年儿童成长的深厚文化土壤。这是九十年代儿童文学所出现的一种新的审美风格，渗透进文化意识的审美风格，民族文化走进儿童文学后形成的审美风格。 民族文化之于儿童文学的意义，集合着文化对民族、对文学、对下一代的重要性。只有在民族文化进入儿童文学以后，中国的儿童文学才具有个性，所塑造的文学形象才具有鲜明而不灭的特征。越有个性就越有生命力，无论对具体的形象还是对一部作品，以及对整个儿童文学来说都是如此。只有在民族文化进入儿童文学以后，中国的儿童文学才会与整个中国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呈现出文化的整体性和延续性，从而给下一代以民族文化的熏陶，解决文化传承问题。儿童文学固然有着与生俱来的与文化母体的血肉联系，然而，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作家、一批又一批作品在强化、扩大这种联系，甚至反而弱化、缩小这种联系，那么，很显然，儿童文学的文化面貌就会越来越模糊不清，直至很难寻觅到母体的影子。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从上面提到的一批作品中，看到儿童文学与文化母体的血肉联系正在强化、扩大。不但属于显性层次的文学因素，那些具有民族色彩的风土习俗、人情世相、生活起居、娱乐游戏频频在作品中露面显相，而且属于隐性文化的民族文化精神，更深一层的情感道德等方面，也进入了儿童文学作家探求的领域。正如金曾豪在《青春的口哨》的《后记》中所表白的那样，在表现“小感情”的同时也要表现“大感情”，“大感情使人的小感情健壮，丰富，鲜亮”。因此，他把大感情的获得作为少年儿童成长的标志，当小主人公天平深深感受到大地情结的博大感情时，在心底喊出：“这哪里是土筑的大地，这是这一方土地上世世代代老百姓的亲人”，立刻“感到我的灵魂蜕去了一层什么”。这种新的感情视角显然是与文化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在感情升华的时候产生了长大的感觉，大地情结已经化为孩子心灵的情愫。 通过获奖儿童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九十年代儿童文学正在向现实主义回归的过程中。 爱之树 儿童文学作家车培晶在他的小说集《神秘的猎人》的后记中写道：“大山应该为河流让路，让河流去滋润龟裂着的麦田，去浸泡枯涸着的心灵，使绿色之河与人们心中的爱树相伴成为永恒。这便构成了我文学创作的主脉。”这段创作体会十分确切地概括出了九十年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倾向，爱的主脉绵延在许多作品之中。 读完关登瀛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小脚印》，谁也不会忘记那温暖的师生之爱：“童年的人生啊，竟也有好多辛酸，好多磨难。多亏了康老师，燃起我童年之烛的火焰，挂起我童年之舟的风帆。她将温煦的阳光朗照在我结冰的心湖，她在我融冰的心湖中播下莲藕……”。对师生之爱的描述和赞颂，在儿童文学中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主题，但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曾经有过忽略、漠视这个主题的时代，又有过探索师生之间的理解和对话的时代，到九十年代，笔触又不约而同地伸向师生之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于功利的时代，高扬起爱的旗帜，体现了可贵的文化关怀精神。而且，对师生情谊的描写，也具有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教师的形象不再是蜡烛型的，不再以自身的暗淡去衬托牺牲的伟大，而是月亮型的：“月亮像教师，星星似学生，夜空多温情……”（车培晶《月亮星星歌》）。月亮有月亮的光彩，星星有星星的光彩，月亮在照亮星星的同时也变得更加有光彩，而不是黯然失色，不是失去自我。爱的内容不再等同于牺牲，而在于焕发出生命的新的光彩。正因为有了新的价值观，在表现师生之爱的主题时，才有了新的审美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