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体裁的鲁迅著作研究一样，鲁迅诗歌研究也在新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鲁迅诗歌研究的肇端，可以上溯到1925年孙伏园的《京副一周年》[（1）]。从那时起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40年间，几代学人在鲁迅诗歌的笺注、考释、钩稽、鉴赏诸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由于时代环境对于学术活动的制约，也由于任何一项重大学术研究都必然要经历较长的发展、成长过程才能臻于成熟，这40年的鲁迅诗歌研究的总体水平，还不是很高的。能够比较集中地体现一项学术研究的状况、规模与学术水准的成果——研究专著，大约只出现了3部[（2）]。而从1977年至1987年，仅据《全国新书目》所提供的资料和纪维周等编著《鲁迅研究书录》[（3）]著录，这10年间出版的鲁迅研究专著即达近30种（包括少量大专院校、学术机构内部印行的专著），10倍于前40年的学术积累，总体学术水平较前40年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在进一步深入细致地做好鲁迅诗歌笺评、考辨、文本解读这样一些基础研究工作的同时，不少研究者更加注重鲁迅诗歌总体美学面貌的考察与描述； 在客观地、充分地评述时代历史背景、思想发展的制约作用的同时，较多地关注鲁迅诗歌创作艺术过程与他的身世经历、个性气质、文化心理的有机联系；注重从鲁迅诗歌与外国诗歌、中国古典诗歌的比较研究，鲁迅诗歌与他的战斗生涯，与他的其他体裁著作的综合研究等不同的角度与层面，作出更全面、更系统、更精细、更确切的美学评价与历史评价。学术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与学术积累的日益丰厚，呼唤着对这项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自身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从新时期鲁迅诗歌研究的概貌与总体发展走向、旧体诗研究、新诗研究几个方面，对新时期的鲁迅诗歌研究作一个粗略的评述。 1 粉碎“四人帮”，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随着一大批研究成果的破土而出，初具规模的新时期鲁迅诗歌研究，便开始了拓宽视野，开阔思路，完整把握、深入了解研究对象，以求做出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科学评价的新的学术追术。最先比较集中全面地体现了这一追求的，是王瑶的《爱的大纛和憎的丰碑——英译本〈鲁迅诗选〉序言》[（4）]一文。 与同时期出现的多数研究成果相比，王文更多关注的是鲁迅的整个诗歌创作活动，而不仅止于具体诗作的评析。王文认为，鲁迅诗歌在他的全部著作中虽然只占很小的部分，但却“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它们与鲁迅一生的革命实践密切相关，比其他作品更强烈、更深刻地表现了鲁迅的内心世界。王文认为，“鲁迅的重要诗篇都是抒情诗，揭露和讽刺并不是诗的主要内容”。在鲁迅所留下的70多首诗作中，写于辞世前五、六年间的40余首旧体诗，是他诗歌创作的主要部分。这些诗作“运用了近体诗的严格的规式来表现新的内容”，“从而形成了一种富有时代精神的深沉激越的风格特色”。这些出于70年代后期的精深学术见解，经过10多年研究活动的反复验证与丰富，已经成为新时期鲁迅诗歌研究最重要的认识成果的一部分，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王文还对某些有相当理论深度，学术视野较为开阔的重大课题——如鲁迅诗歌创作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与传统诗歌尤其是唐近体诗和楚辞的关系，作了一些概略的，又是高层建瓴的规划与说明。这同样体现了作者厚积薄发的远见卓识。 王文所开创的注重鲁迅诗歌的文体特殊性，注重诗歌创作的总体评价与文本解读相结合，引入多种“参照系”进行综合研究的范式，对整个新时期鲁迅诗歌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或者说得到了新时期鲁迅诗歌研究活动的普遍认同。一篇篇论题新颖、视野开阔、论证切实的研究专文相继出现，不断体现着这种“影响”或“认同”的持续与深入；一些研究专著，包括一些以笺评形式出现的专著，也注意到了宏观审视与微观考察、诗歌创作的总体美学评价、历史评价与具体篇章字句的笺释考索的相得益彰。刘扬烈、刘健芬合著的《鲁迅诗歌简论》[（5）]，从鲁迅的“诗歌观”、鲁迅诗歌的思想内容、鲁迅诗歌的艺术成就、鲁迅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四个方面，比较全面地评价了鲁迅的整个诗歌创作活动，并辅以鲁迅诗论，鲁迅旧体诗的简注与今译。王林、郭临渝合著的《读鲁迅的诗与诗论》[（6）]，似可以看作是一部简略的鲁迅诗歌活动史。它从三个时期的不同特点，即“东渡前诗歌的艺术风格”、“‘五四’时期对新体诗的探索”与“后期诗歌对传统诗风的继承和发扬”，概述了鲁迅诗歌如何作为“自身思想发展的艺术纪录”而永载诗史。张紫晨的《鲁迅诗解》[（7）]，不仅对鲁迅的75首诗作作了详尽平实的通解，还“结合鲁迅的生平和思想发展，把每首诗都放在当时历史阶段来品评，通过诗歌分析，反映出鲁迅的思想脉络和战斗历程”[（8）]。同属诗歌解评性质的郑心伶的《鲁迅诗浅析》[（9）]，逐题、逐首、逐句笺释、评析了目前所能见到的鲁迅诗歌62题、79首，所下工夫十分深细。与此同时，作者又以三篇概述鲁迅诗歌总体思想艺术面貌的长文——《从鲁迅诗看他的思想发展》、《试论鲁迅诗的艺术风格》和《鲁迅诗比兴及其他》作为“附录”，与诠字释句的笺析并举，“立体”地展示了鲁迅诗歌的美学风貌。这些专著分别以不同的结构方式，试图通过切实的又是开阔的研究工作，对鲁迅的诗歌创作有一个本质的、全面的把握。如同《鲁迅诗解》的作者所概括得那样，“要深知鲁迅的心和诗人之笔”，“不仅要从头至尾，按历史顺序，一首一首，仔细阅读和细心品味，而且要‘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的社会状态’。只有这样，在理解上才能‘较为确凿’”[（10）]。这或许是作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 精细的微观考察与开阔的宏观审视认识成果的积累，推动了新时期鲁迅诗歌研究不断地提出并思考、探讨、论辩一些较重要的理论课题。陈涌在《鲁迅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11）]中，较早地提出了鲁迅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问题。陈涌认为，鲁迅的诗歌，“主要是浪漫主义的，在艺术方法上，和他的小说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鲁迅的诗歌有小部分是写实的，是现实主义或者倾向现实主义的，但多数不是写实的，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暗示、象征、写意的，是浪漫主义的。”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胡炳光在《鲁迅诗歌“主要是浪漫主义的”吗？》[（12）]中，通过对鲁迅诗歌分门别类的“定量分析”，认为多数是现实主义或倾向现实主义的，还有一些属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篇，真正采用浪漫主义方法创作的，只占少数。吴战垒的《论鲁迅诗歌》[（13）]展开了关于鲁迅诗歌创作分期问题的讨论。吴文认为，《〈而已集〉题辞》是鲁迅诗歌前期向后期的转变的标志，“鲁迅前期诗歌大体上是由旧体到新诗，后期则由新诗复归为旧体，在诗歌形式上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洪桥则认为“这论断怕也未必妥当”，因为这个“过程”并不存在，鲁迅晚年仍写过属于新诗范畴的“大众化诗歌”[（14）]。臧恩钰的《鲁迅的前期诗歌与其思想发展》[（15）]，涉及到了鲁迅诗歌研究的具体学术方法问题，臧文认为，鲁迅诗歌不但是本世纪前3、40年中国历史进程的艺术概括和伟大史诗，同时也是鲁迅自身思想发展的艺术呈现。因此，鲁迅诗歌研究宜与其思想发展研究互为“参照系”。同样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论文，还有胡今虚的《鲁迅诗〈吊卢骚〉——借刀杀人、借头示众、借题揭露》[（16）]。胡文通过《吊卢骚》一诗的分析，具体演示、倡导了以杂文解诗的研究方法。作者认为，《吊卢骚》应该与其作为结尾所附着的杂文《头》的全文，以及实际上是《头》的续篇，写于同一天的《铲共大观》（均收在《三闲集》中）“互文见义”，才能得到比较全面、比较深入的理解。“杂文解诗”之法的运用，当然并非自胡文始。但作为自觉的方法论的概括，此前似乎尚未见到过。还有些文章涉及到鲁迅诗歌总体美学风格的探讨。如刘正强的《鲁迅诗歌风格浅探》[（17）]，通过大量的史料评价，把鲁迅的诗歌美学风格概括为鲜明的时代精神，浓厚的抒情气质，强烈的讽刺色彩3个方面。这些探索论辩标示了新时期鲁迅诗歌研究多层面、多向度的理论“进击”——尽管这“进击”还只能算是刚刚发起，亟待向理论开阔地作进一步的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