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语言运用的角度对当代文学家徐迟的散文作品的表达风格进行了分析，其特色集中体现为三个方面：1.浓厚的书面色彩，刻意的欧化表述；2.铺排整齐的句式，和谐诗化的韵律；3.繁丰锦绣的修辞，妖娆壮丽的形象。 徐迟，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创作辛勤、作品丰硕的文学家。纵观他从三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这半个多世纪的创作之路，我们可以清晰地缕析出这位“时代的强音”的鼓吹者在漫长的文学道路上跋涉的艰辛与成就。他为本世纪我国文学创作尤其是散文园地贡献了一朵奇葩。而这一成就的获得与他那富有特色的表现手法和语言表达风格密不可分。遗憾的是，这位文坛老将在散文创作语言上的探索及所取得的经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总结。本文拟通过对他近六十年的散文作品考察，对其语言风格特征进行论述和分析。 一、饱满的激情 时代的强音 出生并从小生活在浙江吴兴南浔镇的徐迟，自幼饱受江南水乡清新秀丽的灵气的熏染和书香门第的浸沐。他父母为走教育救国之路而不惜倾家的义举与牺牲，在他幼小、善良的心田中孕育了诗人般的激情、敏感及对自然、生活的热爱。少年离家求学、青年北上抗日及此后多年战争中饱尝的颠沛流离之苦，都不断地向他那富有正义感的心灵注入了坚定的信念。对美好事物的褒赞和对丑恶现象的鞭挞之情，使他一次次地站在了时代的潮头，以他诗人的歌喉唱出时代的强音：《理想树》（1936）表现出三十年代青年人对理想的追求与信念；《大场的一夜》（1945）展示了抗日战场上中国军民的不屈斗志；《狂欢之夜》（1945）记录了日本投降后国人的若狂欣喜；《财神与观音》（1945）揭露出四十年代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丑恶；《火中的凤凰》（1952）、《在高炉上》（1953）则讴歌了解放初期人民的火热的工作热情和崭新的生活风貌；《哥德巴赫猜想》（1977）、《生命之树常绿》（1978）则颂扬了科技领域里知识分子不计得失、顶风逆雨并取得累累硕果的顽强精神和不屈人格；……这数十篇散文尽管所反映的内容有着时代和题材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鲜活迅捷的时代烙印，澎湃丰满的诗骚激情，明确强烈的主观评价。 杜牧在《答庄充书》中说：“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在徐迟的作品中，“意”就是他对事物与生活的爱与恨、褒与贬，而“气”则是他作品中“意”的无形却可感的激情与气势。他不是一个冷静的写实主义者，更远离自然主义。在他看来，每一件事、每一个现象都蕴含着丰富多采的时代价值、感情内涵，他要揭示出它们并附载自己的主观评价。这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写人、叙事作品中。即使在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上，也无不显示出这一特色。如《黄山记》、《井冈山记》、《山峡记》中的一草一木都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和悠远的意义。 那么，徐迟散文的“意”、“气”是通过哪些语言表达手段实现的呢？作为“兵卫”的“辞采章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下面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二、浓厚的书面色彩 刻意的欧化表述 徐迟先生自幼至今几十年的生活、工作，都没有离开过文化人的圈子：南浔镇的书香世家，上海的同人诗艺，香港的文艺沙龙，歌乐山的创作奔波，即使解放后下矿山、上工地，也只是短暂的响应“号召”而有的生活体验。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徐迟的散文无论是对某个理想的讴歌，对自然景物或社会现象的描写，还是对工人劳动的礼赞（更不用说谱写知识分子赞歌的报告文学），无不在笔法上体现出他的生活历程所留下的印迹：多用浓厚的书面色彩表达，刻意追求欧化表述。实际上，采用具有较浓厚的古汉语色彩的书面语言也是他创作上自觉的追求。他认为，同其它文体的创作一样，散文也“要从古代汉语中吸取语言（养份）”[①]。他还十分推崇毛泽东、鲁迅等对古代语言的成功运用并将它看作他们作品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②]。在这种生活历程和创作意识的影响下，他的作品语言采用了较为严整、规范的句子结构安排，句子长、信息丰富；选词多庄重、典雅，带有明显的知识分子语言风格。现就他早期的散文《理想树》和后期的《在湍流的涡漩中》（简作《涡漩》）两篇作品的句子构成音节数统计如下，借以显示他散文语言句子组合的书面化特征：
当然，对作品语句作如此统计似乎近于机械。但我们认为与其非常模糊地论述，不如上述定量分析更具说服力。这里我们假设以20个音节为句子的长短界。就上述统计看，已充分显示出本节开始的结论。长句在《理想树》中占76%，在《涡漩》中占71%。大量的长句选择既能实现作者摄取广泛而丰富的表达内容、传达强烈的个人评价的目的，同时也使行文铺排强劲有力。而书面色彩较重的词语的选用则是他所有作品中的通常特点，恕不赘述。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表达特点是对欧化句式的刻意追求。他在《地质之光》的创作谈中说：“这里大量的语言，前面这四段，几乎都是外国的文法，外国的句子结构……”[③]我们发现徐迟先生的作品主人公大多为知识分子，而且在语句选择上显示出明显的欧化倾向。在句子的结构和词语的安排上有很重的“洋”味。如《地质之光》前四节，行文似乎是外国作品的汉语直译，采用了许多长定语及时间、地点状语等修饰成份，因果句、条件句大多倒装。在结构上往往将具有复杂的内涵和多重关系的意思容纳进一个完整的句子中，不像其它散文作品的行文灵活、松散。如该文第一部分第三节就再明显不过了：“这一理论和科学（指地质力学——引者注），始萌于二十年代，成长发展于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经过了将近三十年刻苦钻研和辛勤的工作：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野外调查和实验室里的，生产实践的和基础理论的极其浩瀚和繁重的工作，李四光创建了这门科学，是介乎地质学和力学之间的边缘科学……”[④]这种“洋”气很重的表达也可见于他的其他作品，如《狂欢之夜》、《精神分析》、《汉水桥头》等。作者采用这种表达也是有原因的：一是作者自小接受的较好的文化教育；更重要的是他较好的外语功底，及他自觉地对欧化表达的追求和尝试。他不讳言自己对这种“洋”化表达的迷恋：“我总是想着先冲破语言，所以我就试验外国语言、翻译语言来写这种文章。”[⑤]我们对他的试验结果当然可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但这种试验无疑是大胆的，也是允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