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五四”乡土小说创作表现出了中国现代文学普遍具有的悲凉感伤的美学风格。本文通过对创作者的悲剧思维倾向、作品的悲剧主题内涵和作品的悲剧表现方式三方面的分析描述揭示出了“五四”乡土小说所蕴含的悲剧意味。 关键词 乡土小说 悲剧意蕴 五·四时期 悲剧意识是中国现代文学超越传统文学的个体和群体的审美文化自觉。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品格显示了创作者的这种美学追求和文化建筑，即以悲剧方式感知、表现历史人生，自觉地置悲剧于社会人生和文化价值模式里去反思封建文化，探究人的价值意识和社会进步的条件及必然性。20年代在鲁 迅和文学研究会影响下悄然崛起的乡土小说创作群正是这种审美形态的追求者和实践者。他们以积淀于创作意识深层的悲剧情愫冷峻地关注着他们已弃之远去的乡村的苦难和黑暗，展现那亘古大地上时时演进着的人与社会生存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对抗，凸现那个世界的荒凉沉郁和附着其土的贫困、愚昧、残酷与野蛮，从而使他们的乡土文学创作表现出了中国现代文学普遍具有的悲凉感伤的美学风格。基于对20年代乡土小说所带有的这种在中国现代文学里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方式的特殊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对创作者的悲剧思维倾向、作品的悲剧主题内涵和作品的悲剧表现方式这三方面的分析描述来达到对“五四”乡土小说所蕴含的悲剧意味的揭示。 一 “一部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因此，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创作的过程’应该包括一部文学作品从潜意识的起因，以至最后修改的全过程，……”[①]基于这种理论，我们有必要先从乡土小说创作者本身入手，通过对他们身世际遇的宏观考察，来分析其创作过程中的情感倾向，从而从作家创作的思维取向的角度更有效地挖掘“五四”乡土小说蕴含的悲剧意味。 “五四”乡土小说作家大都出身于中小城镇或偏远的乡村，都经历过家道中落的悲哀或原本就贫困惨淡的童年。他们与中国乡村社会有着较多的接触，既看到了农村下层人民的优良品质，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又亲眼目睹了中国乡村世界的野蛮残酷、破败凋蔽和中国农民困顿而悲惨的生活。也正是现实强加在这些作家生存之上的种种切身伤害和苦难记忆把他们对社会无情的悲愤、对人生无奈的伤感印烫在了他们早年的意识底片上，从而形成了他们以悲凉目光观照社会人生的潜在心理。当这种含有悲剧情绪的潜在意识暗流和现实中与之具有同质内含的奔流的活水相碰撞，进而汇合之后，悲剧意识便以更显明、更浩大的合流态势出现了。这一情况用詹姆斯的说法就是“意象和意念一时掉进了‘脑海无意识的深渊之中’，在经历了人世‘沧桑’之变后再次浮现了出来。”[④]当然，这里我们并不是说在“五四”乡土小说作家那里，早年的悲凉际遇已经全部掉进了他们“脑海无意识的深渊之中”，而是指由这一际遇所诱发的那种悲剧情绪已经渗入了他们的潜意识之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溶化在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里，成为随身负荷的其人格建构的一部分。 悲剧情绪存在于“五四”乡土小说作家们的意识潜层。但是这一意识暗流如若不和来自于现实世界的与之同质的主观情绪相契合，暗流也只能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意识深层，而不可能再次浮现出来。鲁迅把乡土文学称作“侨寓者”的文学，形象生动地说明了“五四”乡土小说作家大多是远离故乡，寓居客地的青年，是实实在在的“异乡人”。这些敏感而爱幻想的“异乡人”在他们能够独立的时候，逃离了偏僻闭塞的乡村，走入了乱花迷眼的大都市，这固然有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感召的影响，但也不乏被生活放逐的因素。所以，大多置身都市的“五四”乡土小说作家的心灵是沐浴着被生活驱逐到异地的悲哀的。 然而，带着被故乡放逐的悲凉心境的“五四”乡土小说作家并没有在他们渴慕已久、寄托着他们青春美梦的都市里找到欢乐和希望，恰恰相反，中国现代都市一开始就把失望和苦闷带给了他们，这里的一切太陌生、太冷漠、太现实。满身土气的他们，受到的尽是冷眼和不屑，困顿清贫的境况又给他们带来生的苦恼和悲哀。 背负着远离故土和客居异地的双重悲哀，“五四”乡土小说作家们开始扭过头去，希冀在远去的故园中找寻到精神的慰藉和寄托。这种祈望以追忆来抚慰今昔的心境是相当悲凉的，何况现实中的故园也已破败不堪。“父亲的花园”（许钦文《父亲的花园》）已然失去，只有对童年梦幻般的回忆还是美好的，但这种美好显然是被时间滤去了许多现实的残酷后沉淀下来的带着伤感成分的回忆。“即使是童年的悲哀也比青年的欢乐来得梦幻，来得甜密啊”（王鲁彦《童年的悲哀》），回忆之后却是更深长的悲凉，“也许因了童年生活太美丽了，更显出现今的生活，是东西南北都突兀，更尝出现今生活的辛酸来”（潘漠华《人间》）。所以，对于这些迈进都市的乡土小说作家来说，无论是在心境，还是外部氛围，都让他们时刻感觉到悲哀、悲凉之雾的包围，时刻体验着种种悲剧性的感受。 如果说离乡和侨寓这种外在生存状态的变化还只是把悲剧性感受留在了“五四”乡土小说作家们的心理感受的表层，那么其深层的悲剧心理则是在接受新兴的城市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乡土小说作家们必不可免地产生了汲取与排斥的悖向心理，从而导致了其文化心理上的诸多冲突、焦虑和痛苦。而对于这些尤以其文化人格昭示与世人不同的乡土小说作家来说，这种来自于个体文化心理结构深层的痛苦比之生的苦闷更为沉重、深远。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无论对城市文化持有何种选择心态，“五四”乡土小说作家们都没能在创作中摆脱悲愤、悲怨、伤感的悲剧性情感倾向，相反，文化心理结构深层的悲剧意识所诱发的悲剧思维却将这种倾向强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