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对自己的思想发展起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时，林语堂出人意料地把辜鸿铭放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来加以评论。 他说：“他是一个怪物，但并不令人讨厌，因为他是具备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这时代中的人能有的。在中国的人没有一个能像他这样用英文写作，他挑战性的观念、目空一切的风格，那种令人想起马太·安诺德的泰然自若，及有条有理地展示他的观念和重复申说某些句话的风格，再加上汤玛斯·喀莱尔的戏剧性大言，及海涅的隽妙，这个人就是辜鸿铭。”[①]而林语堂与辜鸿铭又有许多一目了然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福建闽南人（林语堂似乎非常看重这一点），他们都有在西方受教育的相同的经历和思想背景；他们都擅长用英文写作，并且都非常热心向西方人推销中国传统文化；他们都有一种普通中国人少有的幽默感；还有，他们对于自身思想行为在社会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性有着相同的近乎骄傲的自得等等。在林语堂与辜鸿铭两人这种表面的相似背后，可能存在着某种相通的精神纽带和思想通道。即使林语堂并不真的打算把这个可爱可敬的前辈作为自己的模仿对象，但肯定有某种原因促使他从这个不为时代所容但却“具有一流才智”的“怪杰”那里，去获得某种非凡的思想启示和精神共振。 基于这一前提，我试图在下面的文字中印证林语堂本人认可的辜鸿铭对他思想发展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并进一步以此为依据来发掘林语堂文化心理结构中一个较为隐秘但是非常重要的层面。 （一） 作为激进的中国“五四”新文化阵营中的一员，林语堂为什么会对辜鸿铭这样一个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思想保持一种超越于常人之上的浓厚兴趣并承认自己受到了他的影响？ 要弄清这一问题，就必须首先考察一下林语堂的文化心态在其形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其中关键在于林语堂内心深处有一个由来已久的矛盾，林语堂把这个矛盾分解为一个中国基督徒的西式信仰与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经验之间的矛盾。我们知道，林语堂出身于一个中国乡村的基督教家庭。他很小就从他的牧师父亲那里接受了基督教的思想薰陶。虽然他并没受洗入教，但是一直到他从圣约翰大学这所教会学校毕业去北京清华大学任教之前，他一直是生活在基督徒文化的保护壳中而几乎与广大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相隔绝的。这一特殊的经历已然造成了林语堂的信仰与经验之间的某种脱节。如果说，信仰与经验的矛盾在西方或任何一种单一性的文化背景中主要表现为超验理念与形而下的世俗感性生活体验之间的冲突的话；那么，在近代中国，或至少在林语堂身上，则更多地表现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之间的碰撞关系。具体的情况是：他可能通过基督徒而接受并认可西方的文化价值，但同时为了确保其信仰的纯洁性，他必须与中国的文化及其浸染着这种文化的精神的日常生活经验保持距离甚至断绝往来；于是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意识到这种特殊处境时，就会很自然地权衡一下：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是否值得？一个已经接受了很深的西方文化影响的人是否可以在民族化的日常经验中摆脱上述两种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呢？ 这些问题基本上就是林语堂早期思想发展中所面临着的主要问题。从个人的成长经历出发，林语堂强烈地感受到：“被培养成为一个基督徒，就等于成为一个进步的、有西方心感的、对新学表示赞同的人。”[②]在这里，一个基督徒的特定身份，能够而且确实已使他顺利地进入了西方文化的价值系统之中，并与西方的文化遗产相互认同。而林语堂恰恰是在其无意识形成的童年时期便因家庭的关系，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而他便成了人们眼中的“非我族类”，不可避免地被剥夺了进入中国公众日常生活经验的权利和一切可能性。所以，他也就失去了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本来理所当然地拥有的那种对于中华祖先文化遗产的继承权。对于这一尴尬的处境，他有着清醒的自觉。所以当林语堂后来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所面临的这一困境时，他为自己“被骗去了民族遗产”而感到“十分愤怒”。这种被迫造成的对于自己祖国的无知令林语堂产生了一种刻骨铭心的羞辱感，他把这一切归咎于基督教以及由它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为了克服“一个中国基督徒在某一方面有被剥夺国籍的感觉”，林语堂“决心反抗而沉入民族意识的巨流”。[③]正是在这个时候，林语堂在心灵深处与辜鸿铭相遇了。后者给了林语堂以深刻的启示：一个在西方文化环境和背景中长大的有汉民族血统的人，（无论他是不是基督徒）完全可以以一种哪怕是最奇特的方式，来重建他与民族传统的精神联系，并从中找到真实的自我。 我们现在至少可以肯定，是辜鸿铭极为出色的英文，非常自我化、个性化的偏执言行赢得了林语堂的好感。当时人取笑其怪异、斥责其顽愚的时候，林语堂却能以一份同情之心来体察其“倔强之本性及其愤世嫉俗之见解”背后隐埋着的“精神压迫”之苦衷。[④]并从自己作为中国基督徒所体验到的与辜鸿铭极为相似的“精神压迫”这一心理经验出发，走近了辜鸿铭这颗“孤独骄傲的心”。[⑤]在林语堂看来，辜鸿铭对他个人的魅力取决于他竟然承受住了整个时代的误解，以其浸泡于西洋文化的心灵而能体察孔子之伟大，并全心全意地赞美他、崇拜他的这一异乎寻常的姿态。这一姿态使辜鸿铭在“五四”运动前后激烈的反孔潮流中成为孔子以及以他的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思想和文化的辩护者、维护者。林语堂认为辜鸿铭并非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封建余孽，相反，他强烈抨击西方现代文明对基督教保有的善意同情、极为得体的解释以及对中国哲学深刻的见解，使他成功地“扮演了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的角色，[⑥]而他的内心也因此获得了极其微妙的平衡。这一点恰恰是林语堂一段时间以来苦苦追求的。考虑到林语堂和辜鸿铭思想背景、个人经历以及文化意识上存在的不少相通之外，我们可以判定，正是辜鸿铭而不是胡适使他看到了一个中国基督徒被传统旧文化接纳并与之相融的可能性，同时，也使他找到了一条在不必完全抛弃其固有的与生俱来的基督教徒身份的前提下，用“沉入我们民族意识的巨流”的这一方法来缓解其内心深处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撞击、冲突的思想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