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同样历经坎坷人生,庐隐、萧红的创作却具有不同的审美风格。庐隐是心怀苦闷与追求去观察人生社会,多抒写感情与理智冲突下的悲哀,倾诉抗争之声,常缺乏思想力度。萧红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冷峻的目光去审视现实,在一帧帧东北社会风俗画背后,显示出“巨大的孤寂”,富有较强的理性色彩。 关键词 庐隐 萧红 艺术风格 比较研究 庐隐和萧红都是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女作家。她们二人分别在狂飙突进的“五四”风雨中和30年代的抗日大潮中找到自己的落脚点,其灵魂里的叛逆精神也与时代相契合,选择了“第一要著”的文艺来探索人生。“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①a]。在不长的弄文生涯中,命运多舛的庐隐和萧红作为刚刚逃出笼子冲出封建家庭后的中国现代娜拉,不免有些“张惶失措”,她们的创作不具有“磨穿铁砚”的功效和威力,但多多少少有“绣折金针”的勇气,正是“中国的娜拉从有史以来文学的被言说的客体到言说的主体”的体现[②a]。富有才情的两位作家,在有限的生命里,用自己手中一支柔弱的笔,一颗敏感的心,在文学的天地里辛勤耕耘,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鸣奏出抗争的主旋律。庐隐往往心怀苦闷与追求去观照社会人生,多抒写感情与理智冲突下的悲哀。而萧红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冷峻的目光去审视现实,在一帧帧东北社会风俗画背后,显示出“巨大的孤寂”。 在文学的伊甸园里,除了亚当还有夏娃。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坛上驰骋着众多的背叛旧礼教的夏娃,不只庐隐、萧红,还有冰心、冯沅君、丁玲等,但她们二人的一生同是坎坷而短暂的,作品比别人更多一份偏冷的感伤色彩,调弹的更是不幸者的哀歌。庐隐和萧红都是只带着箭伤悲鸣于愁云密布天空中的孤鸿,不同的是:一个是苦闷地哀叹着,一个则是孤寂地俯视着;但都没有一逝而去,而是依依眷恋着苦难的大地…… 一 庐隐和萧红的童年,充满着痛苦和不幸,自幼都缺乏母爱。庐隐的家庭给予她的“没有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倍遭家庭歧视和冷落。萧红的父亲“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继母更缺少慈爱。身世不幸的人易于感触社会的积弊。她们自幼破碎的心在凄风苦雨的时代背景下,关注不幸的人间和悲惨的世界,同情于“被损害与被侮辱者”,在作品中特别是早期作品中提出了诸多社会问题,揭露抨击不合理的社会和丑恶的人生。 “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①b]庐隐创作之初是以一个“五四”时代社会活动积极分子的身份走上文坛的,她受过“五四”时代风雨的洗礼,有着强烈的反封建意识,最早的作品便是社会题材的“问题小说”。《一个著作者》写了金钱势力下的知识青年的爱情悲剧,控诉封建包办婚姻的罪恶。《一封信》写农村姑娘以身偿债被虐待致死,揭露封建地主的横行与残忍。《两个小学生》写军警毒打请愿的爱国学生,愤怒抨击了军阀政府对学生的血腥镇压……这些带有明显警世醒世拯世意图的小说体现了文学研究会关于“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和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②b]。她借笔下人物之口发出呼吁:“今日社会,进入金疮脓溃,不连骨子割掉,怎望痊愈?”(《哀音》)强烈的时代情绪在以后大量的情感小说里仍洋溢着。作品集《海滨故人》(后半部分)、《曼丽》、《灵海潮汐》高举个性解放的旗帜,展现了那个时代知识青年的灵魂内在世界的烦恼、憧憬和苦闷以及对旧传统的反抗。正如茅盾所论:“我们现在读着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③b]。 崛起于30年代文坛的萧红是在“五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潮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新女性。萧红创作一开始,就选择了“五四”以来鲁迅倡导的“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写实主义的道路,不回避残酷的现实中的苦难。她比庐隐更注重写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给人民造成的种种灾难以及他们的缓慢觉醒过程。《王阿嫂的死》写了在地主的剥削压迫下,夫妻均遭惨死的生活悲剧,其中有长工活活被烧死的惨不忍睹的图景。《牛车上》展现了被捆缚着的不甘心当炮灰的逃兵们,像一群被赶往屠场的牲畜一样去接受军阀杀戮的见血见肉的“人生略图”。《夜风》这篇小说索性把读者推到了弹雨硝烟的厮杀的场面,写了受尽地主欺骗与剥削的贫农长青母子,终于走上了反抗的道路。《看风筝》、《生死场》等也是这类题材的小说。其中《生死场》是“真实地反映了东北人民在动荡年代中的生活以及他们被迫反日斗争的觉醒过程”[④b]。在屠场、村庄、乱坟岗等画面中展现了东北大地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同时交织着作家对“生”与“死”的痛苦思索:生命的被漠视,无代价的被毁灭、生命力的极度萎缩。在这里萧红还让我们看到了在庐隐作品中没有的,生死场上“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的可怕民族灵魂的精神沙漠,发出近乎鲁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呐喊。 如果说是不愉快的童年播下了萧红寂寞的种子,那么《生死场》中所透视的“生命荒漠感”却扎下了她孤寂的根,并且根深叶茂一直延伸到以后的许多作品中。 庐隐和萧红,既是被旧制度欺凌历经磨难的女性,同时又是为旧礼教所不容的叛逆女性。她们的创作写出了周围无涯际的黑暗,人性的被践踏,以及在旧礼教重压下的苦闷与不幸。这是挣扎在时代车轮下的女性的怨诉与哀吟,闪射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卷舒“风云之色”,展示了“世态的一角”。 二 置身于令人窒息的社会里,目睹着内忧外患的国家、灾难深重的民族,理想与现实、人生与社会的矛盾冲突,再加上个人生活中接二连三的不幸打击和多愁善感的忧郁情愫,庐隐和萧红产生了浓郁强烈的感伤情绪。她们二人找到自我情感体验作为艺术的喷泉,把内心深处的情感小溪流淌出来,折射外面的世界。庐隐说:“文学创作者是重感情、富主观,凭借于刹那间的直觉而描写事物,创造境地”[①c]。萧红也有类似的看法:“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习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想的情绪”[②c]。运用抒情的笔调把自己的感情倾注于描写的对象中,富有个性的浓郁抒情是她们作品的共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