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赖和、吴浊流、杨逵、钟理和等乡土文学的前驱之后，以“台湾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而饮誉海内外的陈映真建构了另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在他的小说里，现实主义深沉的笔触和现代主义波谲云诡的艺术境界融为一体。在这样一个无限扩展的审美空间里，作家以极富诗意的虚构叙事或客观描写的形式，讲述着一个个忧伤、凄迷或愤懑、抗争的故事。这些故事，使同是炎黄子孙的我们百感交集和忧愤交并！正是这一题材和内容的价值取向，才赋予他的小说以异乎寻常的意义与风采。 陈映真小说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笔触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真实地反映了台湾几十年来的社会变化和生活面貌，成功地塑造了各种类型的人物系列形象。 （一）知识分子群像 他的小说塑造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归纳起来有三类： 人物往往由于无法排遣心灵的矛盾或理想的破灭而自杀，如《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翔；有的则是人物碰壁后，走投无路，自暴自弃地走向堕落，如《故乡》中的“哥哥”。这是一类。 到了《唐倩的喜剧》后，作家把笔触集中到无情地暗示知识分子本身的“劣根性”方面去了。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另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唐倩、老莫、罗仲其、周宏达等形象即是，作家用漫画的笔法勾勒出来，极富讽刺喜剧的色彩。作家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形象，狠狠地嘲讽和批判盲目崇洋媚外的思潮及其对人心的毒害。前期作品中那忧悒色调和感伤自怜的情绪消失了。 更深刻地体现出陈映真对知识分子题材的深化的，是反映“现代企业行为下的”知识分子形象的作品《华盛顿大楼》系列，这是他第三类知识分子形象。在《夜中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等作品里，作家塑造的这类知识分子形象又大致有三种：卖身投靠者、郁郁不得志者、爱国民族主义者。 以小说《夜行货车》、《云》为例，读者看到了詹奕宏、刘小玲、张维杰等爱国民族主义者形象。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对洋老板企图侮辱中国人，不惜抛弃个人的一切利害得失，起而抗争，维护了中国人的国格和人格。如詹奕宏，是一个受过较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台湾人。当雇用他的洋老板摩根索在一次宴会上放肆地用下流语言侮辱中国人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他顿时拍案而起，并以“辞职”来表示强烈的抗议，最后还大义凛然地要洋老板当众赔礼道歉。“辞职”意味着回到原来的贫穷境地，又要第二次为生存而拼搏。这对他来说是不轻松的。但是他把中国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看得比个人的贫穷更重要，宁愿自己落职，不愿受洋人侮辱。詹奕宏身上，突出地显示了中国人挺直脊梁、不甘屈辱的伟大的民族精神。 （二）穷苦人和“打工族”的群像 这类题材的作品，从内容到格调都清楚地有前、后期之分。前期的人物都是地位卑微的穷苦人，摆摊做小买卖的，老矿工，等等。作者以济世救人的人道主义为作品的主人公代言、呐喊，写他们的生活苦难、命运多舛，客观上起到了揭露社会矛盾、批判现实的作用。《面摊》写的是一对破产后从乡下流落台北谋生的年轻夫妇。他们带着患有严重肺病的孩子，以卖牛肉面来维持生活，但刚开市便被警察拉到派出所，罚款60元，以后更是胆颤心惊地经营那副“面摊”。《祖父和伞》中的老矿工（祖父），一辈子工作在矿坑里，直到劳累得吐血还坚持上工。当他唯一的孩子出去请医生来给他诊治时，他却“断气已经多时了”，连一句遗言也没有留下。在这些作品里，笼罩在穷苦人头上的，大都是“一片愁云惨雾”，这与他这个时期描写知识分子的形象是一致的。 后来，他的思想和创作日趋成熟，这些题材中的穷苦人形象，就以觉醒者和抗争者的面貌出现了。这在中篇小说《云》中有很好的体现。作家在小说中以巨大的热情歌颂了工厂女工们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勇敢斗争的事迹，塑造出具有鲜明个性的各类型的女工形象。其中，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何春燕的形象格外引人注目。面对资本家软硬兼施的伎俩和工贼的破坏捣乱，她沉着谨慎、机智勇敢，有条不紊地组织工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作家十分注意挖掘她性格中的“闪光点”——毫无一己私利的献身精神。在斗争中，她敢于针锋相对地揭露资本家破坏新工会组建的阴谋，大胆地提出斗争要求，为争取工人的合法权益去呼吁呐喊，而从不顾及个人的后果。这样一个工人运动组织者的形象，在台湾新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三）流寓台湾的“大陆人”群像 日据时期和台湾光复后，由于种种原因，滞留台湾的“大陆人”和“本省人”之间关系不大融洽。看到这种情形，作为企盼祖国统一的作家陈映真，忧心忡忡，感到有责任拿起笔来揭示疏隔的现象，寻找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 这类题材的作品，塑造了这样几种人，一是来台前身世显赫，来台后又处处仍以上层名流“自尊”者。《那么衰老的眼泪》中的康先生就是这种人。他原是国民党的旧官员，来台后诱奸了本省籍的年轻女佣阿金。阿金有了身孕，他为了保持上层社会名流的尊严，强迫阿金堕胎。他可以给她大把钱，恣意玩弄她，但却惧怕外界的舆论，不敢立她的名份。阿金为了维护自己做母亲的权利，毅然离开他，回乡嫁了人。处在上层社会名流的康先生，自以为比“本省人”优越、高贵，觉得娶一个下女的“本省人”为妻，有失身份。他宁愿丢弃阿金，却万不肯丢弃那虚有的“尊严”。康先生这号人，在台湾是很有社会基础的。小说的题旨很清楚，通过鞭挞康先生来达到这样的目的：揭露台湾统治者的腐败和虚伪，进而指出这就是破坏两岸人民和睦相处的一大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