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写实作为一种趋向提出来，是因为在当前多元并存的文学格局中，追究生存之实，展露人性之实，反映现实处境之实等，似已为许多抱有不同文学追求的作家所重视，甚至可以认为，写实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已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成为一面旗帜。写实的基本含义是求真，因此，真实性便成为这种文学精神的最鲜明的标志。如果不对写实作狭隘的理解，就可以看到，当前各“派”各“流”作家的一大批作品，其实都可以用写实加以涵盖，这是否意味着某种整合，是否是经过一定时期的分殊之后的共同归趋？虽然还不好下定语，但追踪当代文学在追求文学之真旅程中的轨迹，尤其是考察80年代后期开始的转型、流变的情形，对我们把握文学发展的基本走向，恐是不无裨益的。 一 现实主义在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因缘。“五四”新文学中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流派所尊奉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原则，其基本指向是现实人生状况，主旨是揭露社会，唤醒觉悟。作家们有着明确的责任感，以改造人生和社会为己任，把文学视为改造人生和社会的大业。由此，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古人所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说，文以载道的观念与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承续关系是清晰可辨的。当然，不能否认现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辉煌，但对于政治功利性和教化人心作用的过分渲染和夸大，却暗示着现实主义文学在今后的偏颇发展。 这一偏颇在当代文学中，不仅表现为将文学与政治混为一谈，模糊以至取消文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区别，而且表现在为了政治的需要、政治理念的表现，对于现实主义“真实性”要求的放弃。虽然，这种情况在建国后的前17年和后10年有所不同，但同样可以把后10年看作是前17年的继续。 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从根本上看，并不能称为现实主义文学。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真实性原则实际上受到漠视，而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几乎成为一切创作所尊奉的信条。“为了突出地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这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的现实主义者必须同时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①]这在当时是作为一条创作原则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所谓“真实性”是与“理想的表现”和“有意识地忽略”相联系的，即使是以真实人物为基础，也必须为了“理想”的缘故，使之完美无缺。真实性原则在这里被扭曲了。 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对于现实主义文学而言，是题中应有之意。所谓真实，简单地说，就是按照生活原有的样子，不加虚饰和歪曲地表现出来，敢于直面现实、直面历史，挖掘出现实与历史表象后的真实蕴涵。但是在过去，现实主义走了样，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人物可以任意拔高，客观现实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和粉饰，现实社会关系可以处理得简单化、绝对化。结果是产生了如评论界所言的“伪现实主义文学”。前一段关于如何评价反映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的文学作品的争论，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些作品的真实性问题。据我看，这类作品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不如说是虚假的现实主义，与其说是浪漫主义的，不如说是廉价的浪漫主义。所谓虚假，乃是将社会历史的歧误认作“金光大道”，在真实反映社会关系的口号下，却将虚假的幻象和现象当作发展的真实趋势；所谓廉价，乃是人人都可以随口喊出“超英赶美”，这种脱离历史情境的浪漫情怀给人的只能是自欺欺人的空谈，而文学却将其视为指日可待的理想。文学在这里丧失了判断力，抛弃了独立不羁的品性，而与真实的社会、历史趋势相背离。那么，怎能奢谈其真实性呢？退一步说，就是如有论者言：“这些反映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生活的作品，把历史的真实，从生活面貌到现实关系写得很‘像’了，为什么又不真实了呢？”[②]这里显然是将现象与真实混为一谈了，能把“现象”描述出来的并不一定具有真实的含义，更何况在这些作品中，“生活面貌”和“现实关系”往往是经过了政治理念的过滤和改造过的，“二元对立”的关系是那么鲜明，非左即右，非此即彼，人物的脸上贴着政治标签。如果说这也是写得“像”了，那么文学创作该是多么便当，真实性原则该是多么易于实现。 事实上，在过去的文学实践中，真实性原则不仅难以实现，或者说难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而且随着“写真实”的变成“谬论”，文学则与真实性彻底告别，走上了空瞒骗的道路。这倒不是说作家们要承担什么责任，实际情况是，特殊的政治情势使文学只能走入歧途。并不是说所有的作家都意识不到真实性对于文学创作的至关重要性，同样有许多作家在尝试着写一些反映真实生活情形的作品，只是在政治的高压下，这种愿望只能变得粉碎。 事物走到了极端，必然会产生反弹。长期以来对于真实性原则的漠视和践踏的状况，在新时期开始后，逐渐有所反拨。但平心而论，新时期开始时的文学，虽然以真实性原则为创作的生命，但在运用这一原则去观照社会时，更多的是着眼于一种情绪的宣泄，让文学作为思想观念的载体，所触及的层面比较浅显。无论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改革文学”，对于事实的真实呈现，都不是它们的最终指向，而主要是在情感的层面对社会、历史作评判。激昂的政治热情和对未来的憧憬冲淡了作品的叙事职能，使当时的文学从整体上产生一种抒情的大氛围。这是在人们的思想和情绪遭到长期压抑而无从抒发之后的必然，也许文学只能顺应这个必然，在特定历史阶段充当人们情感宣泄的形式。因此，文学还不可能向社会关系和人性构成的深层作切入，这自然可以理解。但无论如何，七八十年代之交及稍后几年的文学实践，最大的功绩，我认为是重新召回了真实性原则，虽然在实践这一原则上尚不及深入，但毕竟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划出了一个新的起点。 二 在考察80年代前期的文学创作时，可以感到作家在选材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都是以生活中人们相互间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的相互纠缠而产生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事件为表现内容。如上文提到，由于作家过强的政治理念的介入，作品往往呈现较强烈的政治色彩，人物大多也如此。因而总让人感到作品对于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有某种模式化的味道。人物常常是作为政治理念和化身活跃于作品中，明显缺乏作为鲜活的生命个体的感染力。由于这种模式化真实，拉开了与实际生活的距离，其人物也就只能让读者仰叹，而不可能感到亲切。 80年代中后期，追求文学真实的趋向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动态，这就是所谓新潮小说的崛起。乍看起来，很难将新潮小说与写实联系起来，但新潮小说将生命作为独立的个体加以强调，探究人的本能、原欲和感觉，我认为却是打开了通往人性深层的通道。而对人的本性的表现，恰恰是“写实”的主题之一。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新潮与写实对立起来，应该看到两者间的这种暗合关系。同样，也不能说新潮小说有意淡化人物的社会性，或是有意模糊社会背景，摆脱现实多种关系的纠缠，而与现实多有疏离，就断定新潮小说完全割断了与现实的脐带，因而无真实性可言。如果这样去看待新潮小说的真实性，至少存在着对“真实性”的误解，也忽略了它们在追求小说真实方面的尝试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