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对“左联”的影响

      一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对“左联”的影响，首先是“新写实主义”的引入。所谓“新写实主义”，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藏原惟人提出的理论。1927年，藏原惟人写《到新写实主义之路》一文，他要求作家“获得明确的阶级观点”，“用无产者‘前卫’的眼光来观察这世界，而把它描写出来”。他所说的“前卫”的眼光，也就是“能够真实地在其全体性及其发展中观察这个世界者”。藏原又提出，必须“从过去的写实主义继承着它对于现实的客观的态度”，“把现实作为现实，没有什么主观的构成地、主观的粉饰地去描写的态度”。此外，藏原惟人还在其它文章中阐述了“新写实主义”理论问题，藏原的“新写实主义”理论在具体主张方面存在着悖逆现象。不过，他强调“明确的阶级观点”和“对于现实的客观的态度”和严正写实的手法是其理论的主导。

      藏原的“新写实主义”是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进入“纳普”时期提出来的。“纳普”是世界语Nippona Aritista Proleta Federatio（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头一个字母的约音。它成立于1928年4月。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受福本和夫主义的影响，曾经历了近两年的分裂和激烈论战。1927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日共代表参加下作出《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批判了福本和夫主义，呼吁建立左翼文艺作家总联合的组织，得到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的广泛支持。事隔三个月，“纳普”即成立。“纳普”成立之初，它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使无产阶级文学作为艺术运动而展开。1928年3月以来，藏原惟人发表一系列文章，重点阐述他曾提出的“新写实主义”文学主张。从1928年到1929年，藏原的“新写实主义”的理论主张逐步形成系统化。在1930年前，这个主张成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具有指导意义的艺术口号，代表了“纳普”时期理论探索的最高水平。藏原的“新写实主义”理论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1931年前，它已成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具有指导意义的艺术口号。

      1928年7月，林伯修翻译了“纳普”机关杂志《战旗》创刊号载的藏原惟人写的《通往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道路》一文。译文以《到新写实主义之路》为名发表在《太阳月刊》停刊号上，这就是藏原的“新写实主义”理论的正式传入。藏原的“新写实主义”理论逐渐引起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注目。大约半年以后，译介藏原“新写实主义”的文章骤然增多，“新写实主义”（有人译为“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无产阶级写实主义”等）成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流行的术语。当时译介或运用“新写实主义”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林伯修的《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1929年《海风周报》12期）、勺水的《论新写实主义》（1929年《乐群》1卷3期、钱杏的《新兴文艺与中国》（《文艺批评集》1930年泰东书局版）、《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问题》（1930年《拓荒者》创刊号）等等。此外，中国左翼文坛上还陆续出现了“新写实主义”的翻译作品，其中有《日本新写实主义杰作集》（1929年乐群版）、高尔基的《母亲》、辛克莱的《屠场》等等。

      藏原的“新写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1929年在中国左翼文坛上被大力地提倡。正如林伯修在《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中所提出的：“普罗文学，是普罗的意德沃罗基的一种。它必然地内在地要求它的作家站到普罗哲学的立场——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上来。这个立场便决定普罗文学作家对于现实的态度：他们应该彻头彻尾地是客观的现实的。他们应该离去一切主观的构成，于其全体性及其发展中来观察现实，描写现实。换句话说，就是把现实作为现实来观察和描写。在这个意味上，他便应该是一个写实的作家。”林伯修这个观点其实是对藏原惟人“新写实主义”理论的诠释。诠释了藏原理论后，林伯修在此文中又大段地引用了藏原的原文，然后下了结论：“普罗文学，从它的内在的要求，是不能不走着这一条路——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之路。”

      林伯修根据藏原“新写实主义”理论所提出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急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提倡中国左翼文艺在创作方法方面，要走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发展道路。事实上，林伯修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中国左翼文坛中得到许多呼应，如李初梨的《普罗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克兴的《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钱杏的《幻灭动摇的时代推动论》、茅盾《读〈倪焕之〉》、千釜的《关于普罗文学之形式的话》、汉年的《文艺通信——普罗文学题材问题》等等，都已经程度不同地接受了藏原“新写实主义”的影响，在强调以革命乐观、发展的眼光观察社会生活的同时，要重视作家的实际体验，“去观察、体验普罗生活”，写“各自所身受与熟悉一切的事物”[①]，“把一切社会的生活现象，拉来放在他（指作家）的批判的俎上”[②]。可见，1931年前，藏原的“新写实主义”理论在中国左翼文艺活动中的地位是何等地重要！

      二

      在文艺大众化的提倡方面，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对“左联”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文艺大众化的提倡。1930年前，“纳普”展开了如何使艺术大众化的“艺术大众化论争”。藏原批判了“纳普”那种“最艺术的东西是最大众的，而大众的东西是艺术的”错误观点，也反对认为“单只客观地描写了大众化的生活便立即成为大众的艺术”的说法，提出文艺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文艺的中心问题。藏原的观点得到“纳普”大多数人的首肯。1930年，再次围绕着艺术的大众化问题，贵司山治和藏原在“纳普”内部展开了一次论争。这个问题促成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关于艺术大众化的决议》（《战旗》1930年7月），得出如下结论，论争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