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小说，从大红大紫滑向平淡无奇，从呼唤风云的社会中心流落到商品大潮的边缘角落，其间起伏，让人兴奋，也叫人担忧。然而，宁静以致远，在饱尝轰动效应与倍受冷落之苦后，文学开始显示出世人皆浊我独醒的人格力量与清醒的人学意识。从民族生活的里层，关心人的存在，人的命运，以至人的未来，已成为文学的基本走向与坚实的信念。无论外界喧哗与变幻，文学自有文学的步伐——“人”的步伐。 高尔基说：文学即人学。 这是一句为作家与批评家熟透了的警语。 但把这句喻世明言落实为文学的自觉行为，在我国，则是新时期以来的事情。新时期的小说家与批评家，在经历了许多次的“反思”与“探索”之后，开始把“人”推到文学的中心地位，使“人”成为文学世界中至高无上的“万物之灵”（莎士比亚语）；成为“万物的尺度”（古希腊赫拉克利特语）。运用各种文化思想、各种艺术手段，观察人、分析人、透视人、再现人与表现人，使文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学”，使文学与人学达到较高的“人文合一”的境界，是新时期小说的一大努力，一项业绩，一个重要特征。 1.优秀的人文传统与历史局限 在我国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在漫漫数千年的文学传统中，应当说，有优秀的人文精神的流传，也有种种的锁链与限制。在先秦文学中，在我国文学童年那清纯的吟唱中，我们能清晰地回忆起那稚嫩而鲜明的人学的萌芽与闪光。“诗经”中，一首“关关睢鸠、在河之洲”，顷刻间把人带回到那原始质朴的人性世界，人们赞扬美女、表达对美女的爱慕与追求，洁白无暇、天真烂漫，且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多么单纯、多么可爱的“人”的声音。《离骚》，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句，便让人感到，那天地苍茫之间，唯“人”独行的辽阔境界。 在后来屡经发展的古典文学中，描写人，塑造人，仍是小说的一大精采。然，人类童年的天真纯朴、唯人独行的精神逐渐模糊与暗淡。人的光辉，人的形象渐渐被屡屡加深与巩固的“道学体统”、“礼教思想”所笼罩所淹没。明清小说《水浒传》，描写梁山一百零八将，个个栩栩如生，性格鲜明，可无一不可归入“忠义”与“造反”之轨道。《西游记》，谈天说鬼、写人写神，个个有花招，然，人变神、神变人，人有神性，神有善恶，无一不是德行轮回之化身。蒲松龄的《聊斋》，聊人聊鬼，言情言性，但最终也难逃“善恶有报”之说教。唯独清末曹雪芹，以辛酸之泪谱成的《红楼梦》，述家论事，言情说命，无一不以“人之性”、“人之命”为主笔，嬉笑哭诉，处处浸透曹君这一“世外之人”对人的关注、人的哀怜。 “五·四”以来，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标志，揭开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新纪元。鲁迅、巴金、丁玲、老舍、茅盾、沈从文等人，以“民主”为旗，以“现实主义”为笔，把“人”从千年压顶的“伦理”法网中解救出来，让人成为现实生活中种种“典型的人”。鲁迅笔下，人，或为仁义所欺而成为精神病者，如“狂人”形象；或为礼教所毒而成为活着的僵尸，如“祥林嫂”形象；或为外表无羁无绊，行为流里流气，而骨子里却渗透“国民劣根”的愚氓之辈，如“阿Q”形象。鲁迅笔下的人物形象，一方面，把人从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带有“反封建、反礼教”的时代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封建、反礼教，依然是用某种高于“人”的思想尺度来评价人描写人。简单点说，在鲁迅这样一代宗师笔下，依然是“思想大于人”。“人”，在文学中，依然不是“独立的人”、“中心的人”、“全面的人”。 建国以来，小说的辉煌令人触目，在有限的题材中，表现出各式各样、千姿百态的人，不可否认，其间凝结着多少作家的心血与汗水。然而，在十七年时期，日益强化的“政治标准”，使得小说与文学逐渐失去应有的独立与尊严，而小说家也决不敢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之外探讨人，表现人。小说中的人，也必然被紧紧限制在某种思想，某种路线的范围之内，成为阶级的代表和政治的工具。人，有呼吸，却不能自由呼吸；人，有讴歌，却不敢为人之本性而讴歌。到文革，文学中的“人”为横行而苍白的“神”所取代，而此时的“神”正以人性的泯灭与“非人”的叫嚣为特质。“非人”的“神”横行文坛，“人”则可怜兮兮地被赶出了文学的伊甸园。 2、“人”的再生与前行 文革结束，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形势，为文学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与广阔的发展空间。文学回到了生活，“人”，回到了文学。文学家与批评家以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与文学自由谈论人、研究人、关心人、塑造人，使“人”在文学领域，不仅得以再生，而且以令人惊叹的步伐，把“人的研究”，推向吻合历史甚至超越历史的广度与深度。文学，成为“人学”研究中的皎皎者。 新时期小说，对“人”的关怀与研究，经历了两个明显的进程。首先是，在现实主义怀抱中，“人”得以苏醒与再生，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现实问题探讨文学”中，“人”开始了呻吟，开始了反省，开始重新审视人的价值与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地位与尊严。这时期，千军万马般的小说家与批评家，把“人”从僵化的思想说教与政治工具的囚禁下，一步步解救出来，使“人”在社会生活的海阔天空中得到自由地行动与再现，从而逐步确定了“人大于思想”的文学共识。然后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人”，不仅在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得到更广泛更深化的“反映”，而且，应运而生的，一系列具有现代意识的新潮小说，开始运用一些陌生的思想与新颖的表现手段，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人、探索人、表现人。如“寻根文学”，把“人”放进历史文化的长河加以巡视，使人成为“文化人”，“现代派小说”，把人投向“感觉世界”或“深层意识”中加以透视，使人成为“荒诞人”、“感觉人”、“意象人”。“新写实小说”则把人拽回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的“生存空间”加以观察，使人成为“生活流中的生存人”。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无论是现实主义作家，还是非现实主义作家，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态度、运用什么手法，在关怀人、表现人这一问题上，取得了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一致：人，是文学的中心，文学，是人的文学。从此，文学中的“人”，开始成为“独立的人”、“中心的人”、“多方位和多层次的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样一个新的标准，已基本确立。“人的生存”、“人的发展”、“人的外在与内在”、“人的灵魂与肉体”，不约而同成为小说家与批评家的“中心话语”。“人的关怀”、“人的透视”、“人的再现与表现”成为新时期小说家最热衷的“话题”。多么叫人高兴，高尔基的“文学即人学”的命题终于得到了真正的理解与自觉的把握。多么叫人欣慰，莎士比亚的“人是万物之灵”的呐喊在新时期的中国得到了最真诚的回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