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嬗变轨迹 从“五四”时期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孕育，到20年代象征派的诞生，经过30年代现代派的探索发展，至40年代九叶诗派的全方位开拓，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形态系统，并呈现出鲜明的嬗变轨迹。以李金发、穆木天、冯乃超、戴望舒、何其芳、梁宗岱、卞之琳、废名、冯至、穆旦、袁可嘉、唐湜、唐祈、陈敬容、郑敏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现代主义诗人、诗论家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具有现代诗学价值与现代审美意义的文本，他们为实现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转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孕育期。新文学倡导者们在思想文化观念空前开放的“五四”时期，他们对西方文化思潮显示出一种博采众纳，兼收融汇的雍容开闳姿态。现实主义的切入人生之真，浪漫主义的抒写心灵之诚，现代主义反叛传统之骄勇，皆为新文学倡导者们所热衷，并一一大力提倡。像《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小说月报》等当时广有影响的刊物上，将唯美主义的王尔德与民主主义的屠格涅夫，“恶魔”诗人波特莱尔与平民诗人惠特曼一同送到读者面前；对安德列耶夫、史特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梅特林克、霍普特曼、勃洛克等的介绍与对易卜生、左拉、巴尔扎克、福楼拜等的引进同等重视。像胡适之于意象派诗学，郭沫若之于表现主义诗歌，鲁迅之于象征主义诗潮皆表现出浓厚兴趣。茅盾从西方文学进化发展的历史中，明确把现代主义视为当时文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与必然趋势，并预言：“能帮助新思潮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不是自然主义的文学，所以今后的新文学运动该是浪漫主义的文学。”[①] 然而，与“五四”新文学大体同步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潮尽管为新文学开创者们大力提倡，但是，它仍然没有能形成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潮等量齐观的阵势。当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诗潮都有了各自的团体归属后，现代主义诗潮却仍然无“家”可归，处在一种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诗潮所淹没消解的潜滋暗长的自发性状态之中。 “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们主观上大都期望有短时期里直接完成中国新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的接轨，像茅盾所预期的那样，早日走上“新浪漫”的文学道路。然而，在中西文化的大碰撞之中，一开始就出现了文学的错位现象。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启蒙主义运动更需要的是西方实证精神与理性主义，而与西方的人文主义、启蒙主义的传统文化相适应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也就成了中国新文学最合时宜的伙伴；而从非理性、非现实主义精神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那里只接受了其反传统的态度，却拒绝了它的反传统的具体内容。新文学中的现代主义诗潮一开始就没找到适宜的现实发育的土壤。不过新文学的倡导者们都曾自觉不自觉地站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立场上引入和接纳现代主义，所以，“五四”时期虽然没有形成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阵势，却营造了一种浓烈的氛围，为“五四”后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正式兴起作了准备。 20年代中期，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崛起期。其标志是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诗集《微雨》的出版。周作人称《微雨》是一部“别开生面”之作，朱自清将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誉为新诗史上崛起的“一支异军”。象征派出现之前的20年代初期，传统诗歌的价值体系与审美形式规范被“五四”新文学狂飙冲击得支离破碎。以胡适、郭沫若为代表的新诗人用他们的创作与理论倡导完成了中国诗歌由“旧”向“新”的蜕变的使命。然而，“五四”新诗潮中，无论是倾向于写实主义的白话诗派，还是提倡浪漫主义的创造社诗群，在实施着自由体形式对古典格律形式的取代中，形式的自由化与散文化成为普遍倾向。在诗歌观念与审美价值取向上，服从启蒙主义时代精神的需要，在求得文学与平民情绪、大众意识的接近中，“说理”与“浅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新诗陷入了一种散漫无治的失范状态中。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新的诗歌价值规范，成了“五四”后新诗坛的头等大事。 顺应新诗发展的需要，象征派与新格律诗派应运而生。他们均以对“五四”以来新诗现状的理性认识为起点，致力于改变新诗的失范状态。新格律诗派从“五四”诗潮对传统诗歌的极端化对抗的诊断入手，开出了疗救的“药方”，这就是强调从传统诗歌汲吸有益营养，试图建立一个以“节制”与“和谐”原则为核心的新格律诗规范体系。而象征派诗人面对“自文学革新后，诗界成为无治状态”[②]的现实没有回眸地辩证审视传统，而是把眼光凝注在西方象征主义诗潮上，把中国新诗的兴衰直接寄托在象征派这个“中国诗坛的独生子”[③]身上，希望中国新诗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潮直接接轨同步。象征派诗歌的“怪异”诗风与陌生化形式，不仅与传统诗歌的和谐优雅诗风格格不入，而且与“五四”以来的浪漫主义的“直抒”、现实主义的“直写”风气也大相径庭。新格律诗派导向传统的回眸审视，与象征派引向现西方现代主义的探索尽管有各自的片面，但是共同改变了20年代初期中国诗坛的散漫现状；并以各自的新的价值规范的确立，把规范中的新诗潮纳入到了不同的航道之中。从此，新诗结束了新旧蜕变期的尝试，开始了向新格律诗派追求的唯美方向与象征派提倡的“纯诗化”方向发展的新阶段。 30年代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发展期。30年代中国诗坛奔涌着两股诗潮：一是“左翼”文学中的普罗诗潮，它是20年代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诗潮在30年代汇合后而形成的时代激流。二是以戴望舒为领袖，以施蛰存、何其芳、卞之琳、路易士、废名、李广田、玲君、徐迟等骨干的现代派诗潮，他们继承的是象征诗派的纯诗化追求。但是现代派对象征派诗歌神秘晦涩的怪诞诗风表示了明确的非议，又不赞成新格律诗理论的种种外在的新的形式规范。杜衡在《望舒草·序》中公开声言：“在望舒之前，也有人把象征派那种作风搬到中国底诗坛上来，然而搬来的却是‘神秘’，是‘看不懂’。”[④]而戴望舒的《诗论》中的多条主张都是针对新格律诗派的“三美”理论而发难的。曾经深受新月派诗风影响的戴望舒与新月诗风的公开告别，意味着新月派所代表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相融合的一个时代诗风的结束。戴望舒向象征主义的转变，又预示着现代主义诗潮新时代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