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存在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存在的整体性及其解放的趋向性。我国五四至今的新文学之所以称之人的文学或人的解放的文学，就在于从不同阶段、不同范畴、不同层次、不同因素感性地显现了人的存在的整体性及其解放的趋向性。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可作各有所重的不同表述，如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学、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文学、启蒙和救亡的文学、民族灵魂拯救的文学、国民精神重塑的文学、走向现代化的文学等等。新文学的上述不同的表述或是显现了不同阶段的特征，或是显现了不同范畴的规定。新文学的人的解放的根本性质，如果离开了不同阶段的特征，离开了不同范畴的规定，就必然是空洞的、抽象的。离开了反帝反封建，离开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离开了民主和科学的精神，离开了民族灵魂和国民精神的塑造，离开了走向世界的现代化进程，那么新文学的人的解放的性质，又显现在哪里呢？反之，离开人的解放的根本性质，从任何阶段，任何范畴出发对新文学的表述都可能是片面的、僵化的。这当然不是说，除了用“人的解放”来规定新文学之外，新文学的任何阶段，任何范畴的规定都不能再用了。问题在于，新文学的任何规定，都应视为人的解放的这一根本性质的不同表述。这是说，新文学的任何规定，都应从属于人的解放这一根本性质的规定，既不能和人的解放这一根本性质平起平坐，更不能游离于、超然于这一根本性质之外。总之，既不能离开新文学不同阶段、不同范畴、不同层次、不同因素的具体规定，来抽象空洞地侈谈人的解放的性质；也不能离开人的解放，将新文学的具体规定以偏概全地视为根本性质。 人的解放既然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根本性质，或称主魂，那么理所当然地也是新文学的主潮，或称主流。以往，我们对新文学的主流和支流的划分，多有不科学处，其主要失误在于忘记了新文学的人的解放的这一根本性质。以下，我们从新文学的根本性质入手，阐述一些有关问题。 一 人的存在，既是整体的存在，又是个体的存在。只有从整体和个体的联系上把握人的存在的整体性及其解放的趋向性的文学，才能谓之人的文学。 我国近代文学从整体特征而言，对于人的整体的把握是重于对人的个体的把握的。这与当时的形势是有关的。社会危机、民族危机提到了人们注意的空前高度，社会的改造和民族的拯救自然而然成为突出的中心课题。近代文学对于人整体存在的充分注意，与传统的整体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区别之一是，近代文学注意的整体是真实的而非虚幻的整体；区别之二是，整体的范围扩大了，近代文学注意的整体是社会的整体，是民族的整体，不是国内个别民族的整体，而是国内各民族联合起来的中华民族的整体，所以近代文学注意的整体，是在世界格局中的整体。近代文学的这种整体意识，毫无疑问是具有现代性和开放性的。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一方面既使世界具有一体性越来越强的趋势，另一方面又使各民族的独立自主性也愈来愈重要，所以我国近代文学反映的世界格局中的民族整体意识，是具有现代性和开放性的。但是，近代文学对于人的个体存在，对于个体的地位、意义和价值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近代文学的谴责小说和政治小说所写的人，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作为一般的人、普遍的人来写的，这与作者急于显现的忧国忧民的整体意识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如果只有人的整体意识的觉醒，而无人的个体意识、个性意识的觉醒，是不能谓之人的完整的觉醒的，而无这一人的完整觉醒的文学，是不能谓之严格意义的人的文学的。我国近代文学只是描写了人的意识的一半的觉醒，因此只能谓之处于过渡状态的文学。 完整意义的人的意识觉醒，完整意义的人的文学，是在五四时期出现的。到了五四，个体的命运和价值，个体的颠簸和悲欢，个体的外在经历和内在风浪，受到了文学家极大关注。个性解放、个体自由的呼唤，真正体现了人的觉醒。人的存在，首先是个体的存在；人的发展，首先是个体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一个重要观点。但是，五四文学所关注的个体，并非是纯粹的个体，而是和社会的现状、民族的命运紧相联系的个体；五四文学关注的，也非少数个体，而是平民的个体、多数人的个体。所以，五四文学虽然突出关注的是个体的命运，但亦内在地关注着社会和民族——这一人的整体存在的命运，因此，在提出个性解放、个体解放的同时，亦内在地提出了整体解放的要求。 五四后的二十年代末及三十、四十年代的文学，从大多数情况来看，突出的是人的整体意识的觉醒，是人的阶级意识、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反映人的整体意识觉醒的文学，是否为人的文学呢？回答是肯定的。人，既有个体存在的形式，也有整体存在的形式，反映由千万真实的个体构成的阶级、社会、民族的活动和抗争，当然是人的文学，是人的解放的文学。三四十所代的文学，对于人的整体意识的突出，是否为对近代文学的回归呢？应该看到，从近代文学到现代文学（以至到当代文学）是有其贯串性的发展规律的，这就是社会和民族的问题十分突出，成为人的解放和发展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三四十年代我国整体存在的状况，较之近代时期有更为严重的紧迫感，这在文学中不能不有突出的反映，这是和近代文学的相似处。但是，三四十年代的优秀文学，除了有对于整体的突出关注之外，亦有对于个体的相当注意。在那一部分优秀文学中，个体不再仅仅是工具，仅仅是载体，而且是不可重复的生命、不可取代的世界。曹禺、老舍、巴金、茅盾等人的作品，以及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其所显现的既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的人生，同时也是不同视野、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整体的人生、综合的人生，正是这一个体和整体的有机结合，划出了和近代文学的显著区别。 当然，毋庸讳言，在一部分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中，忽视个体的主体性、个性和特殊性的情况相当严重，严格地说这不能谓之文学，即使谓之文学，也不能谓之完整意义的人的文学。那些文学作品中虽也写到了个人，但不过是无生命性的符号，无独立性的道具。个体固然不能离开整体，但亦有为整体所不可取代的相对独立性、相对特殊性，因此否认了个体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也就否认了个体的地位、意义和价值，那样的文学最多只能算为人的意识觉醒了一半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