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问题的时候，50—70年代常被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时期看待[（1）]。不过，对这个时期的性质、特征的描述，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有时会出现很大的差异。一种颇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这三十年的大陆中国文学使“五四”开启的新文学进程发生“逆转”，“五四”文学传统发生了“断裂”，只是到了“新时期文学”，这一传统才得以接续[（2）]。 这是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种“逆转”和“断裂”并不存在。这三十年的文学，从总体性质上看，仍属“新文学”的范畴。它是发生于本世纪初的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运动的产物，是以现代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运载工具，来表达20世纪中国人在社会变革进程中的矛盾、焦虑和希冀的文学。50—70年代的文学，是“五四”诞生和孕育的充满浪漫情怀的知识者所作出的选择，它与“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应该说具有一种深层的延续性。 当然，这样说并非想模糊这一时期文学的确具有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不是表现为文学精神、形态上的对立和变异，而是表现为新文学一开始就存在的“选择”的结果和选择的方式。中国新文学主流作家，为一种至善、至美的社会和文学形态的目标所诱惑、驱使，在紧张冲突的寻求中，确信已到达“目的地”。他们参予创造了这样的文学局面：一个在思想和艺术上高度集中，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这个文学世界中的“文学事实”——作家的身份，文学在社会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写作的性质和方式，出版流通的状况，读者的阅读心理，批评的性质，题材、主题、风格的特征，——都实现了统一的“规范”。 在这篇文章里，我试图从新文学发展的背景上，来说明这种“当代文学”[（3）]规范的状况、性质、变化，以及其历史依据。 当代文学的“传统” 尽管有的人提醒我们要“走出‘五四’的阴影”，但直到现在，“五四”仍被描绘为令人神往的时期。从文学上说，它往往被作为文学异彩纷呈的“多元”局面的例证：对世界（其实主要是西方）近、现代各种哲学、文学思潮、流派的广泛介绍，众多的文学社团的成立，各具特色的文学流派的出现，以及一批诗人、作家横溢才华的展示……。这种确实存在的现象，有时会引导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文学精神”产生误解。其实，“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并非是当时的许多作家所乐于接受的理想境界。对于“传统”，对于“封建复古派”的批判斗争不必说，在对待各种文学思潮、观念和文学流派的态度上，许多人并非持一种承认共生的宽容态度。对“五四”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的构成和“分化”的评述，虽说是后来出现的一种阐释，却明白无误地标志了从一开始就对“共生”状态的怀疑、破坏的趋向。对“五四”的许多作家而言，新文学不是意味着包容多种可能性的开放格局，而是意味着对多种可能性中偏离或悖逆理想形态的部分的挤压、剥夺，最终达到对最具价值的文学形态的确立[（4）]。也就是说，“五四”时期并非文学百花园的实现，而是走向“一体化”的起点：不仅推动了新文学此后频繁、激烈的冲突，而且也确立了破坏、选择的尺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并不是“五四”新文学的背离和变异，而是它的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从“五四”开始的文学“一体化”的进程，到了四十年代后期，已经达到这样一种局面：如郭沫若所描述的，构成新文学主要矛盾一方的“代表软弱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路线”，其文学理论“已经完全破产”，作品也“已经丧失了群众”，而“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为人民而艺术的路线”，则已取得绝对的主导权[（5）]。在当时，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自由资产阶级”作家，已被“斥”为“反动文艺”的代表[（6）]而失去他们的发言权。就这样，左翼文学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的社会政治转折中，成为中国大陆唯一的文学，文学“一体化”目标得以实现。 “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7）]——这指的是新中国的成立，但文学也应包括在内。不过，“纯粹”和“完美”既然是带有先验性质的目标，这一自“五四”便开始的新文学的不断区分、排斥、选择的过程，必定不会终止。事实是，“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从一开始，便不是个在观念上和实践上一致的统一体。从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争论，到40年代对“论主观”的批判，都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左翼”内部争夺“正统”和纯粹的名分与地位的冲突的激烈程度，并不比与“自由资产阶级”的矛盾稍有逊色。随着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左翼文学成为唯一合法的文学事实这一状态的到来，冲突便更呈紧张。核心问题则是为即将展开的“当代文学”建立怎样的文学规范。围绕这一问题，左翼文学的领导者和权威作家在40年代和50年代前期，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30年代以来、尤其是40年代的左翼文学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检讨，在不同主张、路线之间判定正误和优劣[（8）]。二是关于“当代文学”的“传统”的争论，这既是各自主张的文学规范的依据，同时也为规范的合法性、权威性提出说明。在这一方面，他们都无法回避20世纪的两个历史时间（或事件），这就是已被“寓言化”了的“五四”，和正在被“寓言化”的延安文艺整风（《讲话》）。在四五十年代之交，文学界对于“五四”和《讲话》所作的评述，都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大体上是围绕这一现实问题所作的历史阐释。 左翼文学界的主要人物，无论是周扬、邵荃麟、林默涵，还是胡风、冯雪峰，都无例外地把新文学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把即将展开的“当代文学”看作新文学的延伸和发展。与此同时，他们也都或积极、或有些不情愿地肯定延安文艺整风和《讲话》在新文学历史上的重要性。将“五四”文学革命与《讲话》并举和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态度，体现在当时两套大型文学丛书《新文学选集》（开明书店版）和《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新华书店版）[（9）]的编辑和出版中。它们以1942年为界，分别向“当代文学”提供了有缺陷的成就（“五四”新文学）和超越缺陷的榜样（根据地和解放区文学）的文学“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