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经历了一次大转折。长篇小说的创作与出版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文学家经历了一场短暂而剧烈的失重、失语之后，不久就找到了一个新的位置，并以新的身份和新的热情投入了新的商品经济与消费文化的大潮，这使90年代的文学及其长篇小说的繁荣具有某些新的特征。当然，不管时局如何变化，文学有其自身的规律及其发展惯性，小说家经过了十几年的新时期文学的洗礼，以及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准备，纷纷进入了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 说90年代长篇小说的繁荣，主要依据是以下几点。1）大多数中、短篇小说作家在90年代都转入了长篇小说创作；2）许多以发表中篇小说为主的大型文学刊物，如《当代》、《收获》、《十月》、《小说界》、《小说家》、《花城》、《钟山》等等，长篇小说的比重大大增加，而且越来越重，以至于非有长篇小说不能“压轴”；3）长篇小说的出版，也出乎意料地繁荣起来，每年新出版长篇小说达数百部之多，这样的数量前所未有；4）在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的90年代，一些长篇小说的出版，仍引起了文学圈内外的关注——说是“轰动”也无不可——如《废都》的出版，《白鹿原》的出版，“陕军”（长篇小说）的“东征”，乃至刘心武的《风过耳》的出版，等等；5）在90年代，不少出版社将“长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列为重点战略或策略，如花城出版社的“先锋长篇小说丛书”，出版了格非的《敌人》、吕新的《抚摸》、北村的《施洗的河》、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孙甘露的《呼吸》、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洪峰的《和平年代》等；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八月丛书”，出版了朱苏进的《炮群》、刘恒的《苍河白日梦》等；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布老虎丛书”，有洪峰的《苦界》、铁凝的《无雨之城》、赵玫的《朗园》、崔京生的《纸项链》、梁晓声的《泯来》、陆涛的《造化》、王蒙的《暗杀》、叶兆言的《走进夜晚》等；湖南文艺出版社的“长篇小说丛书”，有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刘恒的《逍遥颂》、刘毅然的《欲念军规》、莫言的《酒国》等；中国青年出版社的“90年代长篇小说系列”，有刘心武的《风过耳》、陈世旭的《裸体问题》、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央珍的《无性别的神》、竹林的《女巫》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天泽文库”，有冯苓植的《狐说》、蒋韵的《红殇》、陈冲的《送你下地狱》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探索者丛书”，有张炜的《如花似玉的原野》、张抗抗的《赤彤丹朱》、张宇的《疼痛与抚摸》、李佩甫的《城市白皮书》、刘醒龙的《无家可归》等。这些，还只不过是很少的一部分。 当然，长篇小说的数量多，未必是真正的繁荣。数量众多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繁花似锦又有杂草丛生，这就需要真正的鉴别、分析和研究。 从总体上说，90年代的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是在通俗文学与先锋文学的大分裂与大融合的背景下发展的，即，一方面，通俗文学更通俗，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并具有商业上（消费发行上）的优势；而先锋文学亦更先锋，退守到自己前后的边缘，以精神与艺术的自娱为安慰。另一方面，通俗文学与先锋文学之间出现了广阔的“结合部”，不少不愿意通俗（也不一定能通俗）而又当不了先锋的作家便在这个结合部中生存与创作，甚至有不少先锋作家退一步，或进一步，很容易就做了通俗文学作家，至少，是写出了通俗性的作品。 因而，我们的讨论，必须分为两个部分，即通俗的部分，和不那么通俗的部分——通俗与不通俗，以及先锋与非先锋，都是由约定俗成为依据，相对而言的。 1 90年代出现通俗文学的潮流，并且集中体现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其实是不难理解的。原因是，一、90年代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出版体制的改革，使出版社必须注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至少是不能光讲社会效益而不讲经济效益，而极端的情况则是以经济效益为主。这就是说，出版社成了一种特殊的企业，它生产特殊的文化商品，必须拿到市场上去换来利润，以便在养活自己的前提下发挥社会效益并扩大再生产，这就有一个面向读者、适应读者及争取读者的问题，而通俗文学显然是一种较好的选择。二、在社会体制的转化过程中，半旧半新之际，出现了“第二渠道”，这不仅是民间发行系统，而且也包括一部分——非法的——“书商”，即买书号出书兼发行者，他们的身份及目的更加单纯，那就是要赚钱。而要赚钱自然也就要迎合读者，出版通俗性的长篇小说是可取又可行的策略之一。三、读者方面，在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之后，不再关心文学的发展（这里指的当然是“纯”文学），而将自己的消费需要放到了第一位。90年代的中国人不再那么关心时代与社会，而学会了关心自己的物质创收及精神消费。消费文化之潮随商品经济之潮而来，这很容易理解。而时髦的一次性消费与快餐、方便面一同上市，并被大量需求，这也是时代、社会之必然。四、作者方面，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那么，去搞通俗文学是一条捷径，力所能及而又速见成效；还有一部分人“花招耍尽”，再没有什么可耍了，自然地显出通俗的面目；还有一部分人是一向“跟风”或“随潮”，既然通俗文学成了“风”，成了“潮”，那么，也去这么做就自然而然了。五、社会方面，除了体制的变化之外，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变化之一，是主流之外有支流，即主流不再是唯一，更不能“一统”，这使得各种支流形式突然地水满波涌，与在物质上“富了和尚穷了庙”相对应，精神上“干了主流涨支流”。或许，久而久之，人们会习以为常。或许这本身就是正常的，甚至只有这样才是正常的，这当然还要历史来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