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置老舍小说于时代背景之中，着重考察作家浓厚的家族情结。首先，简略论述老舍对封建家族观念和传统宗法势力的抨击；然后，重点分析老舍对家长、长子或长孙、贤妻良母等三类家庭角色功能的把握，阐释其灵魂深处流露出来的对古朴、和谐、温馨家庭风貌的眷恋之情，由此探讨了儒家文化对老舍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 家族情结 老舍小说 儒家文化 家族情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的一种景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尽管政治风云变幻、经济起伏迭宕、思潮扑朔迷离，但它已渗透于民众意识的深处始终也没有消失。随着现代文明步伐的加速迈进，这种情感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里却凸现得更为鲜明。虽然多次战争把无数人推向了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境地，但他们似乎对家族之衰变与兴盛更有着一种特殊的兴趣和执著的偏爱。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展示宗法制大家庭的悲欢离合，表现着整整“一个社会的历史”[①]；丁玲身经家庭巨变的惨痛，长篇小说《母亲》就力图“描绘出变革的整个过程与中国大家庭的破产和分裂”[②]；林语堂漂泊异国他乡，《京华烟云》亦不忘叙说封建家庭的荣辱与兴衰；曹禺的《雷雨》、陈白尘的《大地回春》等话剧文本，演出的亦是没落家庭的人生故事。应该承认，家族所显露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理所当然是互相依附的。然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却对其负面影响思索得更为深刻些。他们对封建家庭制度抨击和诅咒的情感，构成了现代家庭文学的主旨意蕴。但是，我们透视家族情结的目光似乎不能因此而显得狭隘短浅。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忽略现代作家潜意识深处对家族的亲近意愿和依赖情感，因为它更能本真地反映现代作家的人格心理和附丽于这心理背后的民族性格以及它所濡染的儒家文化色彩。其实，在老舍的心灵世界里，其家族情结就迥然有异于上述作家。老舍对宗法制大家庭的批判意向和眷恋情感是相连相依的，透视他的小说文本，更能使人把握家族这个具有儒学意味、带着魔力色彩的传统情感符号。 一 众所周知，时代氛围和时代主题左右着老舍的文化心态和文化选择。老舍创作伊始，虽值“五四”浪潮已过，但它对老舍的影响依然是存在的。“五四”运动已经打破了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和谐融洽的宁静气氛，老舍自然也就热切地关注着普遍存在和流行的社会命题——改造国民劣根性。因此，老舍在小说文本中对由儒家文化濡染而成的、体现于小市民身上的、老大中国的种种劣根性予以了批判和嘲讽，显示出一种叛逆儒学传统的姿态。 我们发现，老舍抗战前的许多小说大都披露和清算了封建家庭制度对人性的摧残与戕害，勾勒了一副副长辈至高无上施淫威、晚辈忍气吞声受凌辱的血腥图画。短篇小说《柳家大院》中的“小王媳妇”，她是老王家买来的，公公、丈夫、小姑子的暴力专制使她没有说话的份儿和丝毫反抗的权力，“三从四德”的伦理规范又使她只能含辱忍垢地生存在这被传统道德折磨的生活空间，乃至最后被公公和丈夫活活打死。而《柳屯》的主人公夏大嫂，她虽然是夏家明谋正娶用花轿子抬过来的媳妇，但因为不能再生养儿子终断了夏家独传的“香火”，从而被丈夫赶出家门，终于在屈辱和病痛之中带着无限怨屈离开了人世，这是传统的“无子之过”的伦理意识使得夏大嫂犯下了“弥天大罪”。如果说小王媳妇和夏大嫂的悲剧是来自买卖婚姻和传宗接代思想对已婚妇女的迫害，那么未婚女性李静和王德的姻缘则是被儒家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嫁观念活活拆散的。李静是老舍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中的主人公，她的姑母基于传统女性应该如何伺候丈夫和怎样服从丈夫这人生价值的理解，威逼她嫁给又老又狠的老张作妾，从而成为她悲剧的直接制造者。赵姑母不是不爱李静，但她的这种爱法却是害了李静，而她自己居然以为李静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其实，赵姑母行为的合理依据恰好是传统的封建宗法观念，诚如鲁迅所说：“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③]，实际上这正是老舍设置赵姑母“在普通中国妇女里面，叫你无从分别那是她，那是别人，你可以用普遍中国妇人的一切形容她，或者也可以用她来代表她们”的创作心态的理性阐释。对比之下，老舍的代表之作《骆驼祥子》似乎更为典型。小福子的悲惨命运可以说就是她父母一手造成的。她父亲穷困得逼女为娼，她母亲一方面哭肿了眼睛另一方面又心安理得地穿上女儿卖身钱买来的新衣。如果说这只是贫苦家庭不得已而为之的真实写照，那么虎妞的一生就形象地控诉了封建家长的罪恶。刘四虽带有买办的色彩，但其头脑中传统的家长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他不仅贪婪地榨取虎妞的聪明才智以赚取金钱，而且残忍地掠夺女儿的青春使其成为嫁不出去而且发生性变态的老姑娘。封建家长的专制内容在刘四身上得到了彻底暴露和体现，因为出嫁对于传统女性来说是实现其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 总之，老舍在抗战以前能自觉地顺应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潮，延续“五四”运动开拓的“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主题，尖锐地指斥封建家族观念和传统宗法势力对人性发展、完善的阻碍和摧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