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的纪实文学源远流长，从《左传》、《国语》、《战国策》，到煌煌巨著《史记》，都为近代报告文学的产生提供了最初的源头和滋养。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报告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反映伟大的“五四”运动的《一周中北京公民大活动》（《每周评论》1919.5.11）和《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晨报》1919.8.25.），以及稍后两年周恩来的《旅欧通信》、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构成了中国报告文学最初的潮头。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紧扣时代脉搏，数度繁荣，优秀作品联袂而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报告文学作为时代与现实的见证和记录，比其他任何文学样式都具有更为厚重的历史意识，整个20世纪报告文学也确实几乎囊括了这一时期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在我国，从“五四”时期包括从抗战到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作品，也是从社会文化与政治文化意识出发，描绘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构成一种审美形态的社会历史。但“文革”十年，极左思潮猖獗，思想禁锢，假大空的作品充斥报刊，真正的报告文学噤若寒蝉，即使是少量歌颂劳动者的较好的作品，也难免贴上路线斗争的标签。直到粉碎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之后，中国的报告文学才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景象。 一、70年代：报告文学的现实主义回归 70年代中期，中国新时期文学竞相繁荣，报告文学也大放异彩。首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是《哥德巴赫猜想》（徐迟）。作品以数学家陈景润克服重重困难，顶着巨大精神压力，终于摘取数学王冠上明珠的艰难跋涉为线索，发掘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位典型人物。作品大胆地对“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发出非议，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他们对社会的贡献给予热情肯定。与《哥德巴赫猜想》同为新时期报告文学开卷之作的《亚洲大陆的新崛起》（黄钢），从地质学家李四光身上，反映出新中国地质科学的艰难历程。随后而出的《大雁情》（黄宗英）、《祖国高于一切》（陈祖芬），使那些“文革”中被侮辱与损害的“臭老九”，成为亿万读者争相传诵的人。《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陶斯亮）、《命运》（杨匡满等）、《正气歌》（张书绅）、《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穆青等）控诉“四人帮”迫害人民的报告文学相继面世。上述作品与当时的“伤痕文学”（小说）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在反映强烈的社会现实问题上大体一致，但报告文学更多地表现出热烈高昂的基调，具有更多的战斗锋芒，在急切地反映“文革”对人，特别是对知识分子摧残压抑，呼唤着还他们以公正待遇的同时，更着重于对正面人物形象以热情的赞颂，因而作品多闪耀着希望之光。 随着思想解放大讨论和改革浪潮汹涌迭起，大批蕴涵“反思”意味和反映改革初期社会变化的报告文学纷至沓来，报告文学的题材范围在不断扩大。有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如《彭大将军回故乡》，写战斗在改革开放第一线优秀分子的如《船长》、《励精图治》，写城乡改革壮阔图景的如《热流》、《一个“精灵”的出现》；还有写体育名星的如《扬眉剑出鞘》、《中国姑娘》，写普通工人的《中年颂》、《一片叶子》，写战士的《好孩子》、《战士嘱托的报告》。甚至也有以写反面典型人物为主的《九·一三事件始末记》（靳大鹰）和《人妖之间》（刘宾雁）。这一时期描写普通人的报告文学作品，在题材和表现角度上都有新的突破，《癌症≠死亡》（柯岩）可称这类作品的代表。作品从一个病人的眼光中，反映不同年龄、性别的“老癌们”，集合起来同癌细胞争夺着生命的分分秒秒。他们“有的已是遍体鳞伤，有的即将去世。但他们只要还有一口气，还能走一步路。他们就将继续这一场力量悬殊、几乎是无望的角力，用自己最后的生命之火给未来者点燃希望之灯”。这些普通人身上闪耀的人性和生命光辉，同样对读者产生震憾和启迪。 纵观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上的现实主义的回归和内容上对“文革”十年的反思是其基本特质。这一时期创作以强大的冲击力不断引起社会轰动的实绩，为报告文学赢得了独立的地位和显赫的声名。彼时那种佳作一出，满城争睹，一时“洛阳纸贵”的红火场面，是过去时代或其他文学形式都不曾有过的。 二、80年代：全景式宏观报告文学的恢复与发展 如果说，粉碎“四人帮”到80年代前期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第一个繁荣期的话，那么，80年代中后期则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第二个繁盛期。随着文学的进一步开放与多元化，现实主义的回归和更新，报告文学也大胆地吸纳一切思想成果和不断变化的艺术形式，更真实具体地描写了历史和现实。这时期出现的一批全景式观照社会和人类的心灵的作品，既受到当时思想界和文学界新思潮的洗礼，又促进了思想解放和文学自身的发展。 首先，用纪实笔法撷取百姓众生相希图观照更宽的社会层面，以显示广大普通人之生命意义的《北京人》（张辛欣、桑晔），可以说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第二个潮头的先声；《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与前者风格相近，却开辟了新的题材领域。而使这一种探索和形式达于高潮的，当属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这部气势宏阔的作品不仅从文学角度描写在巨大自然灾害中形形色色的人们，更多地是从社会和历史文化的高度来观照这一灾变，在不同类型、不同层面人群的心灵中引发的震撼和巨变，并对此做了入木三分的解析。这“是作者为今天和明天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震学家、心理学家……为我们整个星球上的人们留下的一部关于大毁灭的真实记录。”[①]在写法上，《唐山大地震》“选取不少颇为精彩的‘点’，搭置了一个适当的框架。”[②]这种在广阔时空背景下，从多角度、多层面、立体化地反映生活，有着丰富文化意蕴和历史感的作品，对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后，一大批这类全景式的宏观报告文学如同钱塘江潮，滚滚而来。反映中国留学生坎坷奋斗史的《世界大串连》（胡平、张胜友），透视贫困地区农民心态，反映现实与传统心理的巨大冲突的《西部在移民》（麦天枢），表现中国教育隐忧的《神圣忧思录》（苏晓康），写出“中学生心理”的《多思的年华》（孟晓云），以及深入反映生态问题的《北京失去平衡》（沙青）、《伐木者，醒来》（徐刚）、《只有一条长江》（岳非丘）等，都是这一潮涌翻动之中耀眼的浪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