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新中国文坛，40多年的杂文创作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为第一次勃兴期。首次的勃兴显示了杂文的锐气，明显地带有“鲁迅风”，因此也可称为“鲁迅风”的显现期。第二个发展期大致在1961—1964年初。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迫使人们对建国后的政策及其结果进行反思，民主气氛开始活跃，这是杂文再度突起的根本原因。但这一次突起已与首次勃兴在文风上有明显的不同，它不再是“鲁迅风”式的直接、尖锐、辛辣，而是温文尔雅，中肯委婉。这种风格尤以“三家村”杂文为代表。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整个文坛以新的姿态进入新时期的时候，杂文也匆匆忙忙地跟了进来，带着对“劫难”岁月和现实丑恶的批判，复活了杂文的青春，可称为转折期。这种转折是相对于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杂文的荒芫而言的。由于缺乏充足的准备，此期杂文激愤之情多于理智分析，强烈的社会批判多于精细的艺术描绘，因而总的看来还未达到一、二期的高度。 一 在当代中国所有文学创作中，杂文的发展局面来得最迟。这是因为，其一，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一百多年的屈辱历史，人们普遍沉浸在欢呼的海洋中，时代需要掌声和鲜花，人们也真诚地唱起了颂歌。而杂文经鲁迅的发展，给人的印象是“投枪”和“匕首”，自然与这种时代氛围不相谐调。许多在解放前以杂文闻名的作家此时也自愿地放弃了这个“武器”，投身到欢呼着的建设大军中去。如徐懋庸、胡风、巴人、廖沫沙等，几年中几乎没写杂文，而是以满腔的热情去讴歌新生事物。1956年以前，仅马铁丁（陈笑雨、郭小川、张铁夫）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的“思想杂谈”有一定的影响，然而文风较为平直、浅露，缺乏耐人寻味的内在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还不能算是典型的杂文。其二，受苏联影响，中国报纸取消了“文艺副刊”，而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副刊”又是杂文的重要阵地。这也是杂文萧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经过几年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了一些问题，人们感到生活不再只是阳光和歌声，也还有阴影和噪音。作家们感到“现在的杂文，似乎我也可以写一点”了。①]于是，在1956年5月中央提出“双百”方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杂文出现了兴盛的局面。这个时期的杂文敢于讲真话，针砭时弊，尖锐辛辣。其主要创作骨干是来自30年代的老一代杂文家，尤以徐懋庸为代表。 徐懋庸的杂文创作集中在30年代和50年代。30年代他追随鲁迅，摹仿鲁迅文风几近神似。50年代师承鲁迅的杂文精神，辛勤创作，为当代杂文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从1956年11月至1957年8月，他共写了一百多篇杂文，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不民主作风和蛮干行为作了“不留情面”地批判和抨击。他的杂文从来不是孤立的就事论事，或者轻飘飘地规劝、议论，而是抓住某一现象在纵深处挖掘其赖以存在的根源。“小品文虽写苍蝇之微，但那不是孤立的苍蝇，那是存在于宇宙的体系中而和整个体系相联系的苍蝇。”[②]这种特色在当代杂文中尤其难能可贵。《不要怕民主》从一则电文把干部嫌群众民主太多归结为“留恋过去的某些简单的工作方法”出发，层层挖掘下去，指出嫌民主太多不是工作“方法”问题，而是“怕民主”；之所以怕民主，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干部’，从‘群众’身份中解放出来了；或许，他过去的争民主，仅仅是为了他自己，…。”这就挖出了某些干部思想中自私的本性，在“革命”和“为己”的背反中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显示着徐懋庸杂文的深刻性。这是徐杂文的第一个特征。徐懋庸杂文的另一特征是辛辣尖锐、直接了当。作家的生活经历、艺术修养和个人气质决定了他的创作风格。童年的生活磨难使他对丑恶现象特别敏感，对鲁迅的追随又加深了他的嫉恶如仇。由此带来的文风使他在当代杂文文坛上特别耀眼。读《“蝉噪居”漫笔》（五则）可以明显地感到作者的脉搏跃动。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时甚至不用必要的暗示或隐喻，而是直接道出。《学习》一则，在对孙权劝吕蒙读书作一番描述之后，议论道：我们现在的有些高级干部自己不读书，却有“非凡”的“才略”，“极善于领导别人的读书，而且极善于批判读书的人从读书得来的言论，而且还要作结论。”“据说，他的依据，就是地位！”尖锐辛辣之气在直接了当的叙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武器、刑具和道具》也是这一特色表现得很明显的杂文，只是作者在构思的时候耍了一个“此地无银”的花招，诱发出读者的好奇心，使他们读后去追索和思考。 和徐懋庸一道丰富着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还有巴人、夏衍、臧克家、唐弢、廖沫沙、邓拓、严秀等人。其中，巴人的文艺性杂文对于批评教条主义、公式化的文风，捍卫艺术规律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他的《遵命集》是我国当代不可多得的一个优秀杂文集。《况钟的笔》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老作家严秀也写作了一些有影响的篇什。他的《官要修衙，客要修店》，观点鲜明，笔调活泼，语言老辣，读来令人叹绝。除此之外，夏衍的《“废名论”存疑》、臧克家的《以耳代目之类》、茅盾的《剥落蒙面强盗的嘴脸》、叶圣陶《老爷说的没错》、唐韬的《“言论老生”》、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陈之衍的《谈“扯皮”》、樊篱的《杂谈麻雀》、吴晗的《人和鬼》、秦似的《比大和比小》等也都是优秀的杂文。它们表现出一种共同的倾向，就是以忠实于生活的勇气，敏锐地、深入地表现了我国1956年前后社会转折时期的矛盾，揭露、抨击成为社会前进障碍的官僚主义和保守思想，赞扬和支持富于开创精神、敢于打破僵化局面的新生力量；普遍地存在着忧虑情绪，揭示批评部分党政干部身上出现的意志衰退甚至蜕化变质的现象；探讨其产生的根源；充溢着战斗的激情。作家们以战斗的姿态，严肃地对待生活，提出重大问题，引导读者去思考、认识，探索诞生不久的新中国的前途。这些作品以其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实践着文艺必须“干预生活”的主张。显示着杂文的独特个性和社会审美价值。尽管这一阶段的杂文在整个文学格局中明显处于弱势，然而其意义并不可轻视。它标志着中断多年的杂文传统又得到恢复，打破了“社会主义不宜写杂文”的神话，开创了新中国杂文的先河。杂文经鲁迅及其追随者的开创与发展，已成为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文学体裁。然而随着鲁迅的离世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种新兴的文学样式逐渐萎缩以至几近消亡，这无论如何是文艺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一批杂文作家开始重新审视关于杂文的一些说法，认为在社会主义时代也可以创作杂文，揭出问题，以利前进。一些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老杂文家捧出了一批高质量的作品，显示了杂文旺盛的生命力。这一批杂文的出现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直接启示着新时期的杂文创作。因而在本世纪早期杂文兴起与末叶再度活跃这一长河中起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遗憾的是杂文的这次勃兴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就被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扩大化运动打了下去，杂文创作再度陷入了低谷。我们只能从陈笑雨的哲理式杂文和龚同文的“偏暖”色调的杂文里感受到它微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