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现代杂文,始终十分繁荣,不仅名家辈出,佳制连篇,而且出现了鲁迅这样世界一流的杂文大师。这种景况,在中外文学史上也是一种罕见的奇观。茅盾在文学回忆录中就指出:“中国的现代文学史有一个既不同于世界文学史,也不同于中国历代文学史的特点,这就是杂文的作用。” 建国初期,杂文家面对新的时代、新的环境,有人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杂文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如杂文家秦似就说过:“全国解放,天翻地覆,这个变化是那么大,使我完全抛开了杂文。”“我的确觉得‘不是杂文时代’了”[①]。另一方面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特别是紧随其后的对王实味的大规模批判运动的消极影响,使一部分杂文作者心有余悸,视杂文创作为危途。于是,在现代文学史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杂文一度陷于停滞与徘徊,甚至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最早敏锐地感觉到当时杂文沉寂状况的是上海的杂文家黄裳,他在1950年4月4日《文汇报》上发表《杂文复兴》一文,指出:杂文“这一种文体的运用,在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曾经有过极辉煌的成果的,也尽了它的战斗的最大的任务。解放以后,大家都在怀疑:是不是杂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问题似乎并未得到结论,然而事实则是杂文的沉默。”他认为“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巩固胜利的成果”,文艺工作者要继续使用“曾经运用过很久、向鲁迅先生学习得来的那种武器——杂文。”此论一出,立即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尽管黄裳恐人误会,在文中对“杂文复兴”作了种种限制性的解释,诸如这种杂文在新时代“应该是一种含着浓烈的热情的讥讽,目的是想纠正过失,改善工作的现状,这与对敌人的无情的打击是有着根本上的差异的。”但是,许多人仍不同意《杂文复兴》的观点。喻晓认为杂文“在这全国形成空前未有的统一局面,残余敌人即将完全被消灭的今天,我们说需要是需要的,对于敌人——四大阶级以外的反动派,我们还需要杂文的讽刺形式,揭穿他们的阴谋,……对于人民内部,杂文的形式已经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所代替,用不着‘冷嘲’与‘热讽’,有话尽管说好了。”[②]袁鹰也认为:“对于杂文,与其说‘复兴’不如说‘发展’,鲁迅式的杂文已经光荣的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它在对敌斗争的文艺战线上,留下了一定的光辉战绩。那样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的,到来了是和平建设的时代,时代在前进,杂文也就得从原来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③]当时参加讨论的文章还有金戈的《杂文的道路》、辛禾的《杂文小论》、萧曼若的《略论“杂文复兴”兼及讽刺问题》、张淇的《关于杂文的写作》、杜高的《杂文应该属于谁》、庄真的《我对“讽刺”的认识》,他们大都肯定“杂文是应该写,可以写的”,但对于应该写怎样的杂文,未有明确的结论。 两个多月后,冯雪峰在上海电台上连日播讲的《谈谈杂文》,可以看作是这次讨论的总结。他主张用“新的革命的杂文”来代替具有“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的奴隶头额上的烙印”的鲁迅式的杂文,“新的杂文,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时代,却完全不需要隐晦曲折了。也不许讽刺的乱用,自然并非一般地废除讽刺。它能够大声疾呼和直剖明析了。而首先必须站在人民的革命立场上,对于人民和革命朋友必须满腔热情,并且必须以人民大众的语言说话,为人民大众所容易懂得。现在是最有利于写杂文,也最有利于把杂文写得好、写得出色的时代。”[④]冯雪峰是根据《讲话》的观点来立论的,尽管他满怀激情地呼唤新的革命杂文和杂文家的出现,但是许多人仍视写杂文为畏途。 为什么这次讨论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杂文复兴呢?除了由于解放后全国政治、思想、文化、舆论的中心是北京,上海这一隅的关于杂文的讨论并未引起全国的重视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不少人对杂文这种讽刺艺术在新社会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清。据当时《人民日报》副总编兼文艺部主任林淡秋说,社会上存在“笼统地否定了讽刺在新社会的积极作用”的错误看法[⑤]。其实这不仅仅表现在对杂文的看法上,而且也表现在对漫画、相声等讽刺艺术的看法上。在《文艺报》组织的“怎样使用讽刺的武器?”讨论中,许多漫画家就深深感到“漫画愈来愈难画了”,“‘禁忌’越来越多”[⑥];杂文家蓝翎指出:“这些带有讽刺特点的文学艺术形式,未能或未能充分得到发展,同对讽刺看法的偏颇是很大关系的。虽然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讲过:‘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其实,执行起来并不那么简单。‘乱用’不好,只讽刺敌人不讽刺内部就不容易‘乱’,所以只好只走这条路。” 因此,建国初期杂文出现变异,“匕首”、“投枪”式的锋芒渐渐隐没,歌颂性杂文和马铁丁式的“思想评论”盛极一时。但是,歌颂毕竟不是杂文的长处,如杂文家秦似在撰写了一批歌颂性杂文之后,就开始把兴趣转到戏剧方面。则陈笑雨、郭小川、张铁夫三人以“马铁丁”的笔名在武汉《长江日报》上开辟的思想杂谈专栏,大多从正面立论,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与道路品质的教育,这些文章多属应时之作,即兴之作,加上形式比较简单,“杂文味”也不足,“所以一般读者和报纸编辑也没有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把它看作杂文”[⑦]。 二 在鲁迅的杂文传统得不到全面的继承和发展之时,1954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在“苏联报纸经验”栏目,发表了《中国青年报》负责人陈绪宗的文章《小品文——进行思想斗争最灵活的武器》,全面介绍了“苏式小品文”。原来马林科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如果认为我们苏维埃的现实没有可讽刺的材料,那是不正确的。”他主张用讽刺的烈火把生活中一切反面的、腐朽的和垂死的东西,一切阻碍进步的东西烧毁。小品文就负有这样一种光荣的使命。它是苏联报纸进行思想斗争,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