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半个多世纪以来，鸳鸯蝴蝶派一直受批判贬斥，能对其给予公正评论的不多。本文从鸳鸯蝴蝶派创作的历史渊源，作家的创作活动及作品的思想取向等方面，进行客观的分析评价，认为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 鸳鸯蝴蝶派 通俗小说 趣味性 民族特色 鸳鸯蝴蝶派（以下简称“鸳派”）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遭到多次抨击、批判。到它的后期，除了对张恨水在抗战中的作品有所肯定之外，其名声一直被贬。在解放后的一些现代文学史著中，更被斥之为“文坛上的逆流”，“辛亥革命后小说的反动”，“是当时新文学发展中的狡猾的敌人。”这些充满刀光剑影的言辞，固然欠妥；深省一下过去学术界对鸳派的评价也不难看出有不少是违背历史的。鸳派是有其思想局限的，可是在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鸳派在随着这一形势，经由旧文学走向新文学这一跨时代的演变过程中，其功过如何，应得到怎样的历史评价？是新文学的同路人、朋友，还是反对者、敌人？他们是顺应、追随时代潮流前进，还是螳臂挡车，阻挠新文学的向前发展？历史应该给予公正的评论。本文力图从这些方面作些探索，以求还鸳派本来的面目。 一 鸳派的出现，是个非常复杂的文学现象。作为一个文学社团、流派的“实体”，它确是不存在的，它不象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那样，有发起人和参与者，成立组织，公开向社会发表宣言，宣布组织的宗旨和规章，提出文学主张，出版刊物和丛书。平襟亚在回忆鸳派这一名称时，谈到“在1920年（五四运动后一年）某日，松江杨了公作东，请友好在上海汉口路小有天酒店叙餐。”席间，杨了公“提议飞觞行令，各人背诵旧诗一句，要含有鸳鸯蝴蝶等字。”后来大家对“鸳鸯蝴蝶”入诗又展开了评论，“刘半农认为骈文小说《玉梨魂》就犯了空泛、肉麻、无病呻吟的毛病，该列入‘鸳鸯蝴蝶’小说”。“这一席话隔墙有耳，随后传开，便称徐枕亚为‘鸳鸯蝴蝶派’，从而波及他人。”刘半农后来还为此顿足叫冤，说这“不过一句笑话，总不至于名登青史，遗臭千秋。”[①]可见，鸳派这个雅号是公众取的，而且是在他们小说风行了十几年以后的1920年取的。至于哪些人是鸳派作家，“历来也不曾在哪儿见到过一份完整的名单，只在人们心目中约略有个数而已。”[②]象包天笑、周瘦鹃，也只是因为“鸳鸯蝴蝶派作品的发祥地是上海，但执笔者大多是苏州人，他们也有过一个小的组织，叫做‘星社’，主要人物有包天笑、周瘦鹃、程小青、范烟桥等”这一关系，才把他们也算鸳派人物了。原先众人取鸳派雅号，指的就是他们创作了“鸳鸯蝴蝶小说”，也正是鲁迅所说的，鸳派小说就是以“佳人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鸳鸯，一对蝴蝶一样”，其“命根”就是“那婚姻问题[③]，明显是指《玉梨魂》之类的言情小说，或与言情内容有关的社会小说。可是后来有些人扩大化了，把历史、侦探、武侠、公案、黑幕等小说，统统划入了鸳鸯蝴蝶派小说范围，这就失去了雅号原有的针对性，也与鲁迅所说的鸳鸯蝴蝶派意思相悖。由于这原因，就什么帐都算到鸳派身上，批判力度也不断加大，这是极为不公的。其实起于清末盛于民初的鸳派小说，和历史、武侠、黑幕等各类小说，只能统称为中国传统通俗小说。五四时期为了区别于新文学，开始把它们称为旧小说或旧文学，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传统通俗小说中的言情小说，在发展中有其独特的内涵，既已约定俗成称为鸳派，当然未尝不可，可是把其他各类小说也归之于鸳派小说，岂不风马牛不相及了。 看一个文学流派的进步或是反动，重要的一点，要看它在文艺上的追求是否符合社会发展和改革的需要。1917年出现的文学革命，反对者只是那些维护地主阶级或封建买办阶级利益的文人，而鸳派的作家在反对文言提倡白话之初，就已运用白话进行章回体小说的创作了，其代表作家包天笔，在自己创办主编《小说画报》创刊号上（1917年1月）的短引中，深有体会地指出，“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话文学。”可是“今忧时之彦亦以吾国言文之不一致，为种种进化之障碍”。于是在《例言》中，又提出“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取其雅俗共赏，凡闺秀、学生、商界、工人，无不咸宜。”这与同年一二月《新青年》刊出的文学革命发难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的倡导，可说不谋而合。他们与文学革命的方向一致，指归相同，在总体上是与时代同一步伐，维护社会发展变革的，在五四文学革命的进程中是作出了贡献的。从鸳派的作品看，它们属传统的通俗小说，源于明代的《玉娇丽》《二度梅》、清初的《玉娇梨》《花月痕》等言情小说，自然会受到传统继承关系上的思想局限。但它未必如人所说，鸳派在“散布封建伦理观念”，“代表了垂死的地主阶级和新兴起的买办势力在文艺上的要求。”鸳派的早期代表作《玉梨魂》（民初发表于《民权报》，1913年9月出版单行本），它所揭示的爱情悲剧，主要目的还在于抨击封建社会给青年男女所造成的“婚姻不自由的痛苦”。年轻寡妇梨娘衷情于来家中教书的落难才子何梦霞，但迫于封建婚姻礼教的压力，她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终于在病中拒服药石殉情而死。这正是梨娘对迫害她的罪恶封建社会的一种抗争，可是批判者却错误地认为作品宣扬了梨娘“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封建贞操观念。何梦霞在深受刺激后，也有所醒悟，发出了“励我青年，救兹黄种”的呼声，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武昌革命，最后战死沙场。小说写的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悲剧，而揭示的是社会问题，主要倾向是激起人们对社会的怀疑和否定，这是有进步意义的。周瘦鹃的《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的是知识青年陈宗雄在辛亥革命战争中受伤致残，而其年轻貌美的妻子待他仍一如既往，可是陈宗雄的伤残日益严重，他为自己死后爱妻的将来考虑，要她委身于昔日的同窗好友洪秋塘，毋须为他守节。这分明表现了一位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对“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的勇敢挑战，可是批判者却说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趣味和情调，它迎合着‘百无聊赖和胖得发愁’的买办资产阶级消遣的口味，而对青年，正是一种宣传消极绝望人生观的思想毒药。”这与事实相距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