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录 编者按：今年1月29日至2月2日，海峡两岸作家、学者近50人为参加“台湾文学研讨会”相聚在北京。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先生作为台湾文学访问团成员出席了这次盛会。现摘要发表会议期间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马相武博士与陈映真的访谈录以飨读者。 “这几年我在用心探讨台湾社会理论”。 马相武（以下简称马）：陈先生，您好！您来大陆有几次了吧？ 陈：我第一次来大陆是在1990年，当时为了思考一些问题，想亲自看看大陆；同时，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刚成立不久，也应该回来看看。此后几乎每年都来一趟，主要为了我要出版的台湾史，到厦门、北京等地找书籍、查资料。 马：您从1987年发表《赵南栋》后，发表作品较少，能谈谈您的工作情况吗？ 陈：好。我自完成《赵南栋》后，基本就搁笔了。这期间，我的工作，一方面是创办人间出版社，这要付出许多心力。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是在搞理论建设。 作为作家，为什么去搞理论呢。首先一点，文学必须建立在科学的、正确的社会理论之上，否则，许多问题是认识不清的。然而，这样的讨论台湾基本没有，这也是第二个原因。第三，我是属思想型的作家，不能糊里糊涂地写小说，我需要在理论指导下进行创作。这几年我比较用心探讨台湾社会史，思考台湾社会性质，试图透过民族历史，重新发掘殖民者统治下的台湾文学。为此，这几年我在搞学习研究小组，名为“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这一工作也很苦，但对我确实有帮助。 “我的创作也许今年进入新的阶段” 马：这样看来，您的创作是与理论研究和对社会的历史、现状探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上述的思想理论准备工作为下一步创作可能提供什么前提？ 陈：第一，我会对我所处的社会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和理解，特别是对它的矛盾、荒谬、不合理之处。第二，更好地指导创作，搞清楚理论，便于考虑相应的文学题材、故事、人物等。正是由于探寻了台湾社会历史，去年春季我又开始了创作。第一篇作品是报告文学《当红星在七谷林山区陨落》，是写五十年代初中共地下党在台湾的悲壮历程和命运的。 马：大陆许多读者渴望读到您的新作。 陈：是的。谢谢大陆读者。许多人希望我写，包括这次会议代表中的大陆作者甘铁生先生，我十分感动，我也非常想写。写作是快乐的，以文学透视人很有意思。现在，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想法，构思轮廓也明晰了，下一步，该创作了。我的创作也许今年进入新的阶段。 马：太好了。那么能否进一步谈谈您打算具体写什么呢？ 陈：我初步想先写两个题材。一是按《铃铛花》、《山路》那个系列写下去；二是面对发高烧的“台独”用讽刺手法去表现它。 马：您打算把这部小说写成政治问题小说？社会分析小说？还是人性分析小说？ 陈：当然，还是要表现人的。这是我最感兴趣的。写一部凝聚着我对社会问题思考的人的故事。写中共地下党、写革命运动。倘若真正高扬革命旗帜，那样的故事还是要靠写人去完成的。我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台湾斗争的历史。在后来八年的狱中生活[①]中，我遇到了原来只是耳闻的共产党人。那种“共同生活”，产生了心灵的碰撞，对我有极大的震撼，出狱后，我又做过大量采访工作。《铃铛花》、《山路》就是写革命者在那种艰难卓绝的历史条件下为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悲恸而动人的遭遇的。那样的历史才有这样的人之命运。 马：看来故事非常感人，您的考虑也很深刻。那么如何进行艺术表现呢？ 陈：当然必须要达到较高的艺术性。将社会斗争的历史故事与人的命运、人性思考紧紧联系为一体。 马：您的小说的艺术与主题的特殊关系始终被批评家所重视。多年来，一直有人从各种角度，诸如从社会学角度、心理学角度、女性主义角度、人性角度、艺术审美角度来进行分析研究。包括这次会上，也有学者给予高度评介。 陈：我首先要把人写出来，写地下党人、革命者，写在那样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悲壮命运；然后要把故事讲述得很美，绝对不能写成枯燥的政治教科书式的政治图解小说，不会把革命者简单地写成“英雄人物”。我要使作品有一种强烈的让人感动的效果。为此，我会在这种社会性很强的小说里进行很多的艺术表现。 “乡土文学仍在作着不懈的努力” 马：目前台湾文学现状如何？您对台湾目前的小说创作有什么看法？ 陈：我对近年台湾文学界年轻一代的创作并不十分熟悉。不是不屑去了解，恰恰相反。现在我太忙了，一方面搞理论，一方面要面对生存问题。在台湾生活是要靠自己经营的。新一代作家们的作品我基本上都买了，我会认真读的。 至于目前台湾文学现状，有这样几点：第一，严肃性文学，后现代主义的太多，创作上基本上是外国有什么，台湾就要有什么。似乎照“定单”出“货”，如同性恋题材，写得很大胆，而有的作者还太年轻，台湾后现代主义，在理论上也是皮毛的。完全呈现的是“玩”的心态，认为这是潮流。当然，相信这些东西中也不乏有价值的。第二，文坛“台独”倾向也很明显，出现了这方面的作品。第三，比较自然的情况，是随着台湾社会都市化而趋于大量出现通俗的文化创作，多抒写都市里男女爱情。第四，出现“小说族”，这种小说创作，热衷于轻薄短小，故事性强，既不赤裸裸的，也非纯情的，多抒写的是小情小调，主要阅读对象是青年女工和学生。从创作、出版到阅读，都具一次性的特点，一个出版社一般是一套丛书、一套丛书地出来。往往一个作家一本书一本书地出版，每本很薄，封面包装十分商业化。对出版社来讲很赚钱。第五，虽然台湾社会还没有进入后工业社会，但世界性影像传播也冲击到台湾，影像媒介竟慢慢占据主导，代替了文学原来的位置，特别是“画面化”，视觉效果强，代替了思考。这是文学写作没落的征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