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鲁迅与林语堂同途殊归，究其实质，乃是他们所受地域文化、家庭影响和启蒙教育，以及承接和择取传统文化、异域文化内核存在着差异的缘故。 关键词 鲁迅 林语堂 比较 鲁迅林语堂曾经同为“语丝社”成员，同被选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央执行委员，那时，他们都曾以泼辣犀利的小品文猛烈抨击封建专制政府和社会的种种不良现象，积极支持进步学生运动；三十年代，鲁迅仍坚持写作社会批评的小品文，而且现实性、战斗性愈加鲜明，艺术日臻成熟；林语堂则倡导闲适小品文，与时势相悖，因而导致他们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造成他们思想分歧的原因，然究实质，乃是他们所受地域文化、家庭影响和启蒙教育，以及承接和择取传统文化、异域文化内核存在着差异的缘故。正由于此，形成了他们文化性格、思想见地、文艺观、人生观乃至政治理想的不同，构成了他们同途殊归的必然。 一、鲁迅林语堂所受地域文化、家庭影响和启蒙教育有着明显的区别 林语堂是在秀美大自然的山景的陶冶，在和谐而充满爱意的普通劳动者的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他在《八十自叙》中说：“童年之早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是山景，二是家父，那位使人无法忍受的理想家，三是严格的基督教家庭。”林语堂祖籍福建漳州，他诞生在福建平和县坂仔村。那里山清水秀，恬静淡雅，诗情画意的船夫曲、农耕图，青翠的山峦，清澈的河流，透出一派清晰见底，毫无娇饰的本色美。它深深地影响着林语堂的性格和为人。林语堂说过：我之所以成为一个人，也就是因此之故。我之所以这样，都是仰赖于山。这也是人品的基调，我要享受我的自由不愿别人干涉我。当他高兴时，显得快人快语；没兴致时，便缄口无辞。他酷爱自由，不愿屈从权要势位。林语堂的祖父辈都是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祖母信奉基督教，其父受此影响而成为一名牧师。这样，便由一个出卖苦力，贩米、竹、糖果的下层贫民而变为一个同情劳苦民众的高等华人、主张维新的革新派。林语堂也由此了解到农村的贫穷落后而同情下层人民，进而认定要想改变穷苦的生活，就要走父亲的路。他自信“生来原喜老百姓”，并常以自己来自闽南山村清贫之家自诩，他说：“那些山的记忆都进入我浑身的血液了。只要童年时成了个山地的孩子，担保一辈子是个山地的孩子，永远不会变的”。林语堂的父亲是个“使人无法忍受的理想主义者”和“无可救药的乐观派，锐敏而热心，富于想象，幽默诙谐。”他按照自己的意愿严格教育子女，林语堂及其兄弟姊妹的启蒙教育都是在自家菜园里由其父执教开始的，而作息时间和教学内容相当规范，按时摇铃上课，除学习古文词义外，多数时间是劳作课，日落之时 放他们在田头山地观山景，互说故事，晚间读圣经、做祷告。其父要求子女“仁爱”相处。其母忠厚善良，勤劳仁慈，对农夫平易相近，对儿女天高地厚般地慈爱。这亲情似海的基督教家庭以爱，温暖滋润和陶冶了童年林语堂的情操和性格。而美国传教士范礼文与他家亲密无间的关系，使他得以较早地浏览了基督教的经典和其它新书报，接触到西洋学问。林语堂的父亲也正是从范礼文那里受到维新的影响，立志倾其所有培养子女上最好的英文教会大学。故而林语堂自小学到大学全部接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教育，这便造成他对西方历史文化、社会生活乃至语言文字的了解甚至超过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他尤为倾慕和崇拜外籍教师，向往西方生活。这特定的乡情、家情的生存环境和别于常人的教育，对林语堂性格的形成和人生的追求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他自述的：“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种感力中，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身受者为最大。我对于人生、文学与平民的观念皆在此时期得受最深刻的感力。” 由此可见，林语堂在青少年时代已呈现出较为清晰的思想和性格特征：追求大自然的本色美和享受亲情似海的亲子之爱，以及长期接受基督教教育所形成的“爱的哲学”，这一方面赋予了他乐享自由、开朗乐观、喜幽默闲适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形成他以西方式的博爱、平等、自由的人类之爱去拯救人类脱离苦海的人道主义思想。 唐弢先生曾经指出：用“绅士鬼和流氓鬼萃于一身”来概括林语堂的为人，“也许没有比这个更恰当的了”。我以为是很准确贴切的，可以说此时“两个鬼”在林语堂那里已初具其形。 鲁迅的家乡绍兴不仅是一座山明水秀的游览胜地，而且还是古代文化最发达的城镇之一，它因越王勾践曾在此卧薪尝胆，便有“报仇雪耻之乡”的称号。那里的人民也曾英勇地配合过太平军的反封建反侵略的正义斗争，出现过具有强烈民族气节、斗争精神，敢于为民请命的陆游、秋瑾、王恩任等功垂千古的人物。与林语堂一样鲁迅的故乡也陶冶了他追求美好和自由的情操。不同的是，鲁迅从故乡的历史文化氛围中，更多更深地感染到的是复仇和斗争的精神。 鲁迅的家庭以及他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与林语堂有天壤之别。鲁迅的祖父脾气古怪、性格耿直，常顶撞上司，因而难受重用，但终究花钱捐到内阁中书一职，好歹是个京官。家中田地、店铺一概俱有，算是上富户人家。其父因仕途不顺，常借酒浇愁，发泄内心的苦闷，一生以秀才而终。鲁迅出世时，家道虽然日渐中落，仍能雇役用仆，还称得上小康之家。后因祖父科场一案，家道才彻底败落。鲁迅或随母消夏，或同其弟避难，在农村渡过了不少岁月，由此看到了农村的落后，农民的疾苦和世态的炎凉。鲁迅祖父辈耿直、孤傲的性格无疑对鲁迅的性格的形成是有影响的，而周家败落的原因则使鲁迅对封建专制制度有了清醒的认识，这便更加强了他绍兴子弟所具有的反抗复仇性格的色彩。 由上，不难看出鲁迅和林语堂从他们长辈那里所继承的性格基因的影响是很不同的。况且他们因家庭境况的绝然不同，对于农村和劳动人民生活的感受、体验和了解也就不完全一样。 鲁迅接受启蒙教育也和所有官宦子弟一样，是在祖父辈和私塾先生的严格管理下攻读儒家经典的，十七岁时就饱览了中国的古籍，同时他还设法阅读了大量的野史笔记，接受了民间艺术的熏陶。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相当扎实。而林语堂彼时竟连孟姜女哭长城、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等极为平常的故事都不甚了解，对儒家经典也只粗知皮毛。鲁迅对封建正统教育的不满，还表现在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自由的向往，他常背着先生和家长到三味书屋和自家的后园尽情享受自然美的赐予，他把那里称作自己的“乐园”。虽然和林语堂有些相似，但它毕竟只是用围墙隔绝了大自然的一块“乐土”，比起林语堂的经历来，则是十分可怜的。鲁迅的祖父辈虽然不是封建统治和封建文化的顽固维护者，也曾有送子孙到西方留学的愿望，这也确实成为鲁迅“逃异地、走异地”的动因之一，但和林语堂父亲比较起来，无论是在志向的坚定，还是对子女教育内容和方式的选择上，也都是大为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