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以敏锐著称的青年评论家王彬彬一篇《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所引起的一场热闹的论争[①a]，可能已经平息，但王彬彬凭他“正义”的激情，说出或表达了一代青年文人的义愤，却触发了我对当代中国文人“心路历程”和中国现实社会道德与人文价值重建问题的反思。这的确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其重要性远远超出围绕王萧的这场论争本身。 上篇：历史的误读 萧乾先生关于吕荧事件的评述，涉及他对有关说真话的道德认识，而王彬彬批评否定了他的这种认识。但俩人在问题“真”、“假”本身上并没有分歧。他们都是基于今天的清晰的是非标准评价那场事件的。萧乾是从他个人经历反思中得出他的道德标准结论，而王彬彬的批评却产生于他由此而对当代中国历史或更准确地说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误读，即认为中国“聪明”的知识分子或其中的萧乾们应当为“前改革”年代悲剧承担道德责任。产生这种误读的不仅是王彬彬这一代人，而可能是整个“后”“文革”时代人。他们的“审父”情结难以解脱的痛苦，正源自他们父辈缺少“自审”意识的麻木。从这个意义上，我的确很理解王彬彬们。但批评他的父辈们过于聪明过于世故过于圆滑却是批评错了。恰恰相反，他的父辈们当年可能比他们今天更单纯、更幼稚、更“崇高”。这正是中国当代文人心路历程悲剧之渊薮。要认识这一悲剧渊薮，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历史的批评而不是简单的道德指责。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产生于“五四”之后。以传播西方现代文明包括马克思主义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作为民族解放的前躯，他们之中涌现出了以鲁迅、闻一多为代表的刚正群像。但为什么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当然是极左路线下的“社会主义”）后，同样这些知识分子，面对吕荧这样的事件却突然个个成了连真话都不敢讲的以至为“身家性命”而纷纷抛弃“原则”、“正义”的懦夫了呢？不亲历或不深入研究那段历史的人，是读不懂的，是很容易得出他们群体怯懦的结论的。但如果我们了解了那一段历史，结论便可能完全不同了。这里的关键首先是要了解解放前后知识分子身份地位和精神状态的变化。 解放前进步的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使命，他们对自己是民族良知和社会正义、民主、进步精神代表身份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横眉冷对千夫指、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凛然正气，不仅得到进步知识界的喝彩，而且受到广大觉悟工农的敬佩。当其时，知识分子的道德尺度与革命尺度是同一的，是非界限是清晰的，知识分子阵营也是（相对）团结的。因此，进步知识分子为崇高真理献身时，所付出的只是生命代价，其自身精神人格乃至他的亲友同志的精神人格一般情况下都并不受折磨。而解放后（改革前）在极左思潮肆虐那个时期则不同了，知识分子突然发现不仅自己前述种种正义代表身份被剥夺了，而且在新的“正义”、“真理”、“原则”的名义下，已经被置于受改造受批判甚至被嘲弄的地位——今天依然可以从电视上看到的电影像《刘三姐》，便是在阶级斗争的故事框架中，对知识、知识分子“臭老九”形象尽情嘲弄的“样板”。这时，“革命”的道德原则与知识分子恪守的道德的尺度彻底错位了。知识分子的队伍必然地分化了，象吕荧事件所表现出的是非决不象王彬彬今天所认识的那样简单，似乎只是一个敢不敢说真话的问题。让我们把当时的特定情境还原一下。 首先是前提。一方面，胡风是已定性的“反革命分子”，这是由代表正义的“组织”和伟大领袖判定的，而反革命意味着反对人类进步、反对崇高的真理、反对伟大的祖国等等；另一方面，入会的知识分子是进步或要求进步、革命或要求革命的、追求崇高真理和热爱伟大祖国的。其次是任务。组织上要求后者揭发批判前者，最低要求也是划清界限。在这样的情境中，对知识分子行为的道德评价首先要看他们对客体（事实）真相的认识，其次看他们的动机，最后看他们的行为，并依此为据分为两大类若干种。Ⅰ大类是知道或看清事实真象的，清楚胡风是冤案；Ⅱ大类则不知或看不清事实真象，完全相信对胡风的定性。这一类相对说来比较简单，他们批判胡风是反革命，既是说真话又是捍卫真理，遵循革命道德当时良心也不受谴责。复杂性在于Ⅰ大类，他们又可以分为五种情况。A种，或基于良知或出自恪守真理的动机或只是因为天真，而说出真话，当时（或随后）遭灭顶之灾，在今天获得崇高的道德荣誉；B种，或出于明哲保身保家的考虑或由于生性怯懦，缄默不言，没有表态，或只是自我批判而不批判他人，他们在今天受到指责；C种，则是在“真理”与真相的矛盾中对自己的事实与价值判断发生怀疑，自觉地进行自我思想斗争，“透过现象看本质”；力图与“真理”保持一致，他们当时不是说不说真话的问题，而是在为自己的觉悟不高，立场动摇而自责，他们将在以后的运动中分化，或成为B种，或变为D种、E种；D种，是明知真相，但为了个人安全利益不得不作“进步”状，违心地被动地加入批判行列中去不得不说假话，他们当时内心便承受着道德自我谴责的痛苦；E种，是置真象于不顾，完全为了个人之“进步”的名利而泯灭良心地罗织罪名无限上纲落井下石，这样卑鄙的小人（余秋雨先生有讨伐小人“檄文”深合我意），在当时和在今天都应受到道德的谴责，不应有任何宽容（有作家对这样的人也保持宽容并讳其名，我认为不值得赞许）。 其中，最复杂的又当属B种，也就是王彬彬批评的“萧乾现象”。萧乾说，能做到不说假话，也需要极大的勇气，甚至准备作出一定牺牲，这决非在伪饰自己。因为“三十年”历次运动中，对知识分子都有一次次表态交心要求，不主动说，被动也得说，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不说假话，容易么？有时，不表态就是同情、就有罪，能说没有风险吗？既然有时明哲也不能保身，为什么不坚持说真话以保节操呢？这是今天特别需要提醒人们“读懂”的。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在于说了真话，在当时不仅不能保持节操，而且要见弃于工农大众、见弃于自己的同类甚至自己的亲属；不仅危及自身、自己的亲属，甚至连带自己的朋友，真正是“身与名俱灭”！这与解放前知识分子的为正义献身的结局是完全不同的。那时进步知识分子为崇高真理献身时，所付出的只是生命代价，其自身精神人格乃至他的亲友同志的精神人格都并不受折磨，而这时坚持真理的知识分子却已成为“人民”和“历史”的“罪人”（用当时的话讲叫自绝于人民）。甚至与俄罗斯古典作家被流放的命运也完全不同——他们的精神上依然是强者甚至领袖——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也被彻底“流放”了！因此，他们在当时的缄默对自己、对他人来说都是合乎人道的，甚至是不自私的，应当同情和赞许，也因此，随着运动的增多，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聪明”便是合乎逻辑的结局，只要他们能保持政治清醒保持洁身自好便不应当指责。张中行先生在整风中，不是也给自己罗织一百零五条“罪责”向组织上“交心”么（《读书》95年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