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新的世纪即将来临，在此之际对将要结束的20世纪学术研究进行必要的历史回顾和总结，应当成为处身世纪之交的人文科学工作者关注的问题。我刊开设《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栏目，力图推动学术界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状况作一些理论性、建设性的思考，从文学研究这一角度入手，探寻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嬗变的轨迹，在更广阔的背景中揭示学术嬗变的种种动因，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成果和经验教训，这不仅有益于我们当前的研究工作的开展，而且可以通过这种活动为下一世纪的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提供历史的参照。本期刊发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博士点的导师和研究生应邀为我刊撰写的笔谈，一篇是郑州大学陈继会教授撰写的对20世纪乡土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学术考察的文章。我们以后将陆续刊发属于本栏目研究范围的其他文章。我们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兴趣，热情赐教赐稿，给予大力支持。 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目前提出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也许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其实不然，君不见，90年代出版的某些文学理论方面的论著，还不断地说：中国没有现代主义文学的土壤，因而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不会有长久生命力；与此相反，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则有很多朋友断定，中国新诗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是艺术的巨大进步和提高，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正在死亡，未来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天下。 我是不敢苟同上述两种对立的论断的。就新诗而言，二十年代，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确是主潮；从二十年代末开始，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在成长，在发展，虽然从当时的声势和拥有读者的数量看，它仍不足与现实主义诗歌抗衡，但诗的生命力最终还是决定于诗本身，在经过几十年的沉淀之后，再来审视新诗的历史，可发现情况有相当大的变化。“时间”，这股人们看不见的公正而又无情的洪流，淘汰了大量的艺术生命力微弱的作品。能留在文学史上的不过数十人，诗大概也只有一二百首（这是正常的，唐、五代三百余年，二千多诗人，五万首诗，真能上文学史的也只几百首诗）。其中象征派、现代主义诗人大约十余位，作品数十首。就发表、出版数与被淘汰数的比例看，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远比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大。在整个中国，象征主义、现代主义一直存在着、发展着（虽然在大陆，50至70年代一度中断）。即使在40年代抗日战争中，现代主义诗歌以冯至先生的《十四行集》为标志，也可以说出现了一个小高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代表性诗人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穆旦等。既富诗才，又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且精通外国文学和西方哲学，对主客观真有感悟。新时期涌现的众多的现代主义诗人，除个别外，都未具备三、四十年代那些优秀的现代主义诗人所拥有条件，因而不管说多少大话，发多少宣言，作多少广告，仍无济于事，因为诗人只有诗能救他的艺术生命。 说到新诗的前途，我想，未来既可测又不可测。可测的是，文学艺术愈到后来，必然愈是多元化多样化，由任何一派独霸文坛是不可能的，即使短期内如此，也不能持久。各个流派都会发展，都会不断发生变化。最近两届诺贝尔文学奖，去年的颁给了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今年的为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所得。大江健三郎确受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他的小说和文学主张与现实主义也相通，请听听他在接受诺贝尔奖时的一段讲演：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即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的深深沟壑，而在亚洲地区，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入祈求和解。我志愿站在表现这种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他指出，日本“作为曾践踏了亚洲的侵略者，他们染上了历史的污垢。”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的作品我读的极少，据介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评语有如下几句：希尼“作为爱尔兰天主教徒，始终关注于北爱尔兰暴力行为的分析……他的诗歌充满了抒情和道德的深度，从而使日常的奇迹和活生生的过去得以升华。”（转引自《文学报》第808期）未来的诗和文学，不会重复历史上的某一种主义，很可能是超越今天的各派，“转益多师”，行“新变”，创“新声”。 现代主义诗歌在现代中国的命运 在中国新诗的草创时期，现代主义并未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当中国新诗的发展逐步走向深入的时候，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被引进了新诗坛。强烈的世界文学意识和现代意识，驱使一部分诗人勇于追求接近诗的本质的“纯粹的诗”的观念。探寻艺术本质的目光不再局限于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传统诗人，而是对西方当代诗歌创作的潮流投以更多的关注，努力在这一潮流中寻找新诗艺术现代化的启示，寻找中国文学加入世界文学的道路。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作为新诗坛上的“一支异军”，首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潮流，象征派的探索虽然没有获得较大的成功，但后起的现代派则把现代主义诗潮推向了高峰。他们先后以《现代》和《新诗》为“大本营”，形成了强大的阵容。他们结束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盲目模仿的阶段，开始进入了一个自觉创造的时期，通过努力探索和大胆实践，拓宽了现代主义诗歌的领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现代主义诗歌艺术，正当现代主义诗歌发展方兴未艾之时，一场战争，改变了它的历史进程，即它再也不是在与现实主义的对峙中求得独立发展，而是努力向现实主义依归。于是，现代主义诗歌在40年代一度处于衰落与冷落的境地。有人由此断言现代主义由于它自身的缺陷和不足而导致衰败；有人还因此认为现代主义在中国没有生存的土壤。
